一 引言

为应对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我国提出并推行“两型社会”战略，并在“十二五”规划中以6章的篇幅专门阐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由此，“两型社会”成为我国继计划生育、国土保护、环境保护后的第四项基本国策。作为连接城市与居民的桥梁，社区既是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也是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的平台，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和基础的作用，是破解城市病问题的重要手段。

自“两型社会”概念提出后，湖南、湖北、浙江等地陆续开展“两型”建设，并将内涵延伸至“两型”社区建设。为此，各地出台了一系列“两型”社区工作规划和考核标准，形成了一批“两型社会”建设示范社区，如武汉市江汉社区、长沙市咸嘉湖社区。国家也出台了《国家级“绿色社区”评分标准及考核方式》、《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评分表》等与“两型”社区相关的考核标准，但尚无直接对它考核的国家标准。

学术界对“两型”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定位和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刘志海（2009）认为“两型”社区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并提出了社区建设的“四个一”工程，即建设一批“两型”生活设施、倡导一种“两型”生活方式、完善一个“两型”社区服务体系、形成一套“两型”社区长效工作机制。而张楚文（2009）认为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保留和倡导也是“两型”社区建设的必修课程。姚茂华、舒晓虎（2010）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两型”社区建设应以培育“两型”生活方式为核心，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为根本目的。然而，雷国珍等（2011）认为除生活方式外，消费方式也是“两型”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学者对国内外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对“两型”社区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李波、苗薇薇（2009）在分析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规划社区建设、推进社区自治、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加强社区制度建设等社区建设建议。雷国珍等（2011）对长沙市两个社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归纳总结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区建设模式，即新区塑造模式、老区改造模式，对推进社区的“两型”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现有理论主要探讨了“两型”社区的内涵、建设路径及国内外优秀社区的成功经验提炼方面，但对“两型”社区的衡量标准研究不足，实践缺乏理论的正确引导，容易陷入埋头苦干却不知“两型”为何物的窘境。因此，为“两型”社区描绘蓝图、制定衡量标准迫在眉睫。

二 社区：城市居民的“后花园”

（一）社区是人的发展的载体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并将“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内容。以人为本是万事万物的开端，也是我们的行事准则。因此，人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人的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可以表征人的发展，两者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即一条由自发走向自觉迈向自由的道路。在物质匮乏时期，人们疲于物质生活的奔波，精神生活是盲目、自发的；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对精神资源的需求增加，精神生活走向自觉发展的道路；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将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精神生活进入自由发展的轨道。我国物质资源已有一定积累，但精神生活由于长期被压抑而处于资源告急状态。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将精神生活的发展从人的发展的边缘拉回中心位置。

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社区承载着有共同成员的人群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它不仅要为人们提供优美的居住环境，而且要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助推精神生活的发展从边缘走向中心。因此，社区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载体，是人类发展的“后花园”。

（二）社区是城市居民归属感与安全感的源头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的群居生活方式，也间接地表明每个人都存在希望归属于某一群体，从中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心理。然而，大部分城市居民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失去了对原单位的依靠，归属感与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