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12个省、市和自治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1.5%和人口总数的28%^[1]，是我国地域最为辽阔、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最为复杂的区域。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饶，水能资源蕴藏丰富，矿产资源储量可观，全国相当比重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多种矿产资源均集中分布其中，部分稀有金属储量更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然而，西部地区远离海洋，深居内陆，沿边接壤国家经济均较为落后，开展对外贸易先天不足，丰富的自然禀赋难以结合其他生产要素转化为发展对外贸易的优势，加之2000年以前我国政策性开放的战略重点均集中在东南沿海，西部外向型经济发育迟缓，长期以来对外贸易地位的“东高西低”与地理分布的“西高东低”形成鲜明反差。步入21世纪，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区域非均衡发展思路开始向统筹协调发展战略转变，“第二个大局”由理论转化为现实决策的第一次“强音”在西部地区率先奏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号角，西部地区蓄势待发，对外贸易年均增速较开发前翻了超过1番。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西部地区与优先发展的东部沿海相比，仍存在相当大差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还处于下行轨道，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仍需“上下求索”。

一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从小到大、由弱渐强，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调整以及提速发展3个主要阶段（见图1）。

图1 1985～2007年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走势

（一）1978～1991年：对外贸易起步阶段

从改革开放至1992年之前，底子薄、基础差的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开放先锋广东等地设立了经济特区，东部14个沿海港口城市步入开放行列，1990年正式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但西部地区并没有特殊的对外开放政策，外向型经济发展尚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特别是1992年以前，我国对外贸易实行专营制，全国只有极少的企业有资格从事对外贸易，西部地区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能力有限，年进出口规模均未超过60亿美元，最高值出现在1991年，为57.3亿美元，比1985年累计增长了1.6倍，仅占当年全国外贸总额的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贸易顺差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外汇储备少，经济底子薄，出口创汇是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任务，西部地区贸易顺差逐年扩大，从1985年的3.2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23.8亿美元，累计增长了6.4倍，远高于同期对外贸易增长速度。

二是贸易结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和农产品换回工业品为主。这一时期，西部地区贸易额超过千万美元的大宗出口商品主要为纺织品（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下同）、服装（包括服装及衣着附件，下同）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茶叶、谷物等农产品。1985年，出口纺织品1.8亿美元，为全年出口规模最大类别，占当年西部地区出口总额的14.1%；1991年，其出口规模已扩大到5.8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了2.2倍，牢牢占据了出口主力军地位；而茶叶、谷物等农产品出口增长较为平稳，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同时，该时期西部地区进口商品则以国内生产建设所严重缺乏的钢材、汽车和化肥等为主。1985年，西部地区进口钢材39.6万吨，价值1.1亿美元，占当年西部地区进口总值的11.5%；直至1989年，钢材一直都占据西部地区最大进口商品位置；1990年以后，随着国内钢材产量的迅速增长，对进口钢材的替代作用增强，钢材进口量逐渐下降，化肥取代钢材成为西部地区进口规模最大的商品。

（二）1992～1999年：对外贸易调整阶段

1992～1999年，是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调整阶段。这一时期，受国内外经济、政策环境影响，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规模发展速度陷入低谷，年均增长率仅为11.5%，显著低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发展阶段，且这一时期各年对外贸易增长幅度波动较大，在1996年和1998年甚至两度出现了负增长。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外部环境变动对外贸发展影响显著。1992～1999年间，国家政策和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发生系列重大调整，对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显著。其中，1992年国家第一次在“专营”外贸这一传统规定上开了一条口子，允许固定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国营生产企业开展进出口经营活动，加之“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