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是推动和保障区域合作健康运行的规则体系和运作体系，在区域合作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区域合作是建立在跨行政区基础之上的，各地方政府本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为了消除局部利益对共同利益的侵蚀，必须形成共同的内在机制，并在保证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政策和制度规范，实现组织体系内的超行政区的协调与管理。

合作是参与各方博弈的一种结果，所需要的合作制度应该尽可能地反映一种较好的博弈结果，这种制度的实施才能真正对区域合作产生有效和稳定的促进作用。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正是支配城市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相互之间合作与竞争方式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相对长期的，其意义主要在于为城市之间的协作提供一种“结构”，使城市的合作获得了“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应体现以下特征^[1]。

一是合作制度是内生的。根据博弈论对制度的理论解释，合作制度是由参与者的策略互动而内生的，不是外部给定的。因此，区域合作制度必须针对需要合作（利益冲突的）方面，通过参与者自愿、平等和充分的磋商，最后形成合作制度，这就是制度在实践中“内生”的过程。

二是参与方必须切实体会到合作的互利。利益均衡是维持合作的纽带，没有利益的诉求，一切经济合作都是苍白。而且这种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必须是参与者能够切实体会到的。此外，合作制度当然必须是对参与者具有某种约束的制度，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一种“共赢”的结果。

三是合作协议可以具有某种灵活性。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地区，在保持区域经济政策方向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参与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可以允许一些政策以不同的速度实施，或者度身定制具有针对性的合作模式，使合作协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样能使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更容易达成合作协议。

四是建立区域合作制度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欧洲建立目前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经历了将近50年的发展过程，长江三角洲地区经历了近20年对区域合作发展的探索。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通常是一个渐进的、逐步完善的动态过程。

一 川渝合作的困境

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亦即是要在跨行政区的块块之间和跨部门的条条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社会关系，但实际上，遇到的现有行政体制的种种制约仍然明显，行政区经济的藩篱仍未打破。合作并不深入，合作领域较窄，推行进展较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产业相似性较高。成渝地区资源禀赋雷同，一定程度的产业重构是不可避免的。而行政区域经济过度竞争，会引起产业的畸形恶性膨胀。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常用相关系数和相似系数来进行衡量，在此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推荐的相似系数对成渝工业结构进行计算^[2]。

表1 成渝工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变动

从表1可以看出，成渝两地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变化趋势呈U形状。相似系数从1995年开始下降，这主要是重庆在此阶段及时将主导产业设为汽车、摩托车为主的机械行业、冶金行业和化工行业，从而避免了主导产业方面与成都的重复建设。但2000年后，两地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回升现象明显，这同成渝两地在当时都提出要建设“三中心”（科技、商贸、金融）和“两枢纽”（交通、通信）的战略目标，以及本位主义所驱动的争项目、争投资、争做西部老大的行为分不开。

二是空间发展不合理。重庆直辖前，四川省把成渝经济带作为其社会发展主轴。成渝分治后，四川省由原来的“两点两线两翼”发展战略改为重点建设“成都平原经济圈”；重庆直辖市也提出“建设渝西经济走廊和都市经济圈”的发展战略。四川和重庆经济发展轴线变动，内江、自贡、永川等地区由中心地区变成省级边缘地区，区位优势弱化，投资大大减少，从而抑制成渝经济带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轴线的弱化使得成渝两地经济发展的离心倾向加强，双方协调难度加大，难以获得规模效益，原本缺乏完整城镇体系联系的成渝两市的空间交流变得更为薄弱，难以形成有着自身优化趋势的区域自组织，两市空间融合受阻。

同时，两地对腹地及对外辐射范围的争夺愈加激烈。重庆直辖后，重庆的地理优势进一步突显。重庆地处长江和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