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会在脑海中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充满了轰动性和传奇性，无论是四川汶川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北京奥运会这样的世界性的盛会，都使得2008年不再平凡，都可以成为2008年独一无二的主题。因此各类新闻媒体在做2008年的年终总结时，会显得异常兴奋。

然而，当我们来做中短篇小说的年度总结时，就会感到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似乎没有沾染半点2008年的轰动性和传奇性，似乎也没有可以聚焦的一个主题。过去的几年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某一年可能会冒出一位新人，让人惊呼这一年是“某某年”；比方说，某一年可能会出现某一种题材或某一个热点的话题，让批评家集中谈论起类似于“底层写作”或“80后”这样的话题。2008年的中短篇小说简直有些和这一年不合节拍，它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它没有中心，也没有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抛弃官场上流行的政绩观的话，就会意识到这种平淡、这种无中心，恰是中短篇小说写作最正常的表现。小说不是新闻，更不是现实生活的跟屁虫。当这一年的小说写作并没有跟在那些轰轰烈烈的社会事件后面不断变换面孔时，就说明了小说写作具有充分的内在力量，它不需要靠外力来推动，而是按照小说写作的既有目标向前行进的。因此，2008年的轰轰烈烈，让我们看到了当下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定力，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

1.事件现实感的背后

首先还得说说中短篇小说的现实性。尽管我强调了2008年的中短篇小说并没有跟风去直接反映重大的社会新闻，这证明了小说写作的成熟，但这并不意味小说写作的成熟是以疏远现实为标志的。因为道理很简单，跟风并不是紧贴现实的最佳表现。事实上，中短篇小说写作始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每年发表的数千篇中短篇小说新作中，大量的作品是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但小说对现实的反映最终是要进入精神层面的，只有进入精神层面的小说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感的小说。毫无疑问，充满现实精神的小说家会关注社会现实的重大事件，我相信，2008年的轰轰烈烈也在绝大部分小说家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会在小说中表达他们的意见——当然，不会以跟风的方式。事实上，2008年的小说中并非没有直接以这一年的重大社会事件为素材的作品。比如说，聂鑫森生活在株洲市，那正是2008年初南方所发生的罕见的冰雪灾害的所在地，在这场冰雪灾害中，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给予他写作的冲动，他相继写了几个以这场冰雪灾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如发表在《中国铁路文艺》第10期上的《冰雪归途》、发表在《广州文艺》第6期上的《塑佛》。同样，以四川汶川大地震为背景的小说也有乔叶的短篇小说《家常话》（《上海文学》第7期）、晓剑的中篇小说《篮球》（《芒种》第8期）、阎欣宁的短篇小说《母亲的绿丝带》（《福建文学》第8期）。但重要的并不在于有没有直接反映2008年重要事件的小说，而在于小说家无论是直接反映还是间接反映，都始终记得小说家的职责是在精神层面上进行追问。这一点米兰·昆德拉说得非常到位，他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之图’。”^[1]因此，对于大多数小说家而言，他们并不满足于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社会重大事件，而是希望通过对现实的反映来表达精神层面的东西。晓剑创作《篮球》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四川发生大地震后，一位电影导演约他写一个反映抗震救灾的电影，他应约深入到震中进行采访，面对太多的惨烈和哀痛，他以作家的视野，“寻找着生命表现的另一种形式——灵魂，在灾难面前以各种各样形态出现的灵魂”，并有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不写惊心动魄的事，只写惊心动魄的魂”。但他的构思遭到剧组的拒绝，剧组希望他描写国家力量正面抢救生命的壮烈、感人的场景。晓剑以为这不过是克隆“24小时直播新闻中的人物和事件”，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剧组的要求。晓剑说：“我在最后一刻恢复了作家的情感和思维，我的责任感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只能以小说来反映地震中感动了我的人和事，但这人和事应该是电视新闻镜头没有摄取到的，是记者通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