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文坛，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逐步形成的基本趋势上持续发展，这就是在由世纪初的一个基本统一的整体性体制化文学分化为传统文学、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之后，三分天下的大致格局更为成形和稳定，这种结构性的变异，使得不同板块的文学之间在反差与碰撞之中，产生出许多新的现象与矛盾，也使传统文学自身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于是，2008年间的文坛，在变动中争议，在争议中前行，诸多的话题中，有一些属于传统文学领域，有一些属于新兴文学领域，而这种新旧杂陈的焦点与热点，也正反映了当代文坛持续过渡的基本特征。

1.浩然逝世引发对浩然的重新评价

2008年2月20日，作家浩然在北京逝世。作为一位与中国政治历史联系密切的作家，他一直是人们争议的敏感对象，因此，在浩然逝世后，如何正确评价浩然以及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成为一段时间内媒体关注的话题。乌有之乡网站和左岸网站联合举办了“浩然的创作道路及其启示”研讨会。

雷达称浩然是“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位歌者。他认为，浩然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时，因其经历的特别，又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浩然方式”既复杂又有代表性。通过“最后一个”，看到的东西往往是丰富的。在分析到浩然后期的创作时，雷达认为，浩然在坚持深入农民的同时，更迫切的应是“出”——跳到农民圈外看农民。倘若浩然的体验一旦被现代意识照亮，他定能奉献出更优秀的作品。

李敬泽认为，浩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边缘而光辉的、很可能已成绝响的谱系——赵树理、柳青、浩然、路遥，他们都是农民，他们都是文学的僧侣，他们都将文学变为了土地，耕作劳苦、忠诚不渝。浩然为一代人的生命和奋斗所做的热情辩护仍然值得后人慎重倾听。李敬泽更强调浩然是一个好人和作为好人对于文坛所独有的意义。他历数了浩然复杂的经历之后说：“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我怀疑我们是否会比浩然做得更好，而当时的很多人倒真是没有‘局限性’，他们在得意和失意时的所作所为全无底线。”

孔庆东认为，浩然的文学创作，继承了鲁迅和赵树理的精神，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灯塔。艳阳天不死，金光大道则还需要我们继续去不懈地探索。

李云雷认为，如今我们的文学评论界的主流对浩然的评价还是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语境。在浩然的代表作中，《艳阳天》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肯定，但相对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艳阳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但无论就文学的价值还是文学史的价值，《艳阳天》都不下于《创业史》，甚至更为重要。关于《金光大道》，则至今仍没有得到重视，但这是浩然研究或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

白烨认为，纵观浩然的一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悲情人物。这种悲情，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执拗有关。他没有从“十七年”的那种政治文化氛围中真正走出来，这使他在各个方面都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文化的现实，他所欣赏的，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边缘；他不喜欢的，越来越吃香，越来越普遍。他呕心沥血地遵循着自己的生活与艺术理想写出来的作品（如《苍生》），不仅在读者中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而且在圈内也“很少能够进入评论家的视野”。这使他感到了无奈的落寞和深深的失望，因之，“有意识地远离文艺界”，就成了他必然的选择。他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就向人们流露出了他的这种心绪与情绪。他说他感到“孤独”，“现在的很多东西我都无法理解了，包括现在一些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懂”。谈到农村的变化和农民的致富，他也兴奋不起来，因为那并非是通过务农和种地，也不合乎他的理想与理念。总之，与社会生活的隔膜，与当下文坛的疏离，使他越来越生活在孤独而闭锁的自我世界里。这真是个执拗的人，正是这种执拗，使他这个人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研究价值。白烨以为，对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以及当代文学60年来说，浩然其人其作，都是一个极具某种标本性意义的研究对象。

2.茅盾文学奖引发热议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暗算》四部获奖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