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谐稳定状况的基本估计和主要特点

（一）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小型社会冲突正在成为社会常态

信访、社会治安、法院、流动人口管理等部门提供的情况和数据表明，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小型社会冲突正在成为社会常态，突出表现是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数的迅速增多。近三年来无论是北京市，还是外省市，群众集体访，批次和人次一直持上升态势；北京市群众集体访的批次低于外省市群体访，但群体访的人次高于外省市群体访。

此外，群体访规模化趋势有所加强。2001～2003年，百人以上上访批次和人数均有所增加，2002～2003年北京群体访的批次几乎增加了两倍多，人次增加了3倍多。随着上访批数和人次的增加，还出现了矛盾互相交织、上访者互相串联等新的情况，使问题更为复杂化。上述不稳定因素的上升值得关注。虽然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稳中略升，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大量上升，但是应当看到，绝大多数上访者的诉求仍是争取切身利益，并不指向社会。

由于北京市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多数人安居乐业，人心思稳，矛盾冲突也未形成社会结构的主要断裂带，因此不会酿成大的社会危机，不会对北京市的和谐稳定造成全局性影响。

（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几个问题

（1）集体上访。近年来集体上访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上访规模增大，持续时间加长；到重点地区上访大幅度上升，敏感期越级上访增多，行为激烈，阻碍交通等；散户上访反复性强，出现了串联趋势；出现了特殊群体的上访；表现出地区乃至全国性串联的组织化倾向，出现了幕后组织策划的领袖式人物；出现了境外、国外记者造势和告“洋状”。

（2）农村征地与确权。目前农村集体上访已占北京市上访总量的40%～50%，且呈大幅递增态势。农村集体访中有反映土地问题的，有反映干群关系激化、贫富差距过大的，还有反映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不规范、导致资产流失严重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与土地的征用和确权有密切联系。土地兼有生产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因土地问题受到侵害时，农民上访行为往往规模大、情绪激化，难以调解。

（3）城市拆迁与安置。北京市的房屋拆迁近几年规模和动迁量都很大，并且拆迁时间要求紧。现在住宅已经成为个人最主要的、最值钱的财产，但是政府在拆迁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由，按照政府设计好的拆迁程序、补偿办法、补偿标准强加给被拆迁户，基本不给被拆迁户选择的余地。这样的做法直接引发上访数量激增。

（4）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国企改制方案没有经过民主程序、方案不公开、经济补偿太低引发的工人不满问题；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股份制改造涉及的利益调整、劳动合同管理和劳动争议等问题；企业破产后遗留问题；退休职工的待遇没有随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相应增加不满情绪问题；单位性质改变产生的原事业单位退休金的差额问题；拖欠工资问题等。

（5）外来人口管理。目前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出现许多新的隐患：一是外来流动人口犯罪呈上升趋势；二是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职业乞讨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市民的正常生活；三是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区生活环境恶化；四是农民工因工资拖欠、权益受损导致的跳楼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五是农民工缺乏融入城市社会的渠道。

（6）社会治安。由于群体性上访急剧增加，规模增强，反复性强，经常故意阻路，妨碍交通，这成为公安力量着重应付的一个问题。破案率下降，犯罪重点区域由近郊区城乡结合部向环城带转移，犯罪主体更多地转变为流窜犯。同时，治安管理也面临着新的压力，管理手段缺乏。

（7）历史遗留问题。现阶段历史遗留问题有以下几种：私房产权问题，劳改劳教人员及其子女返京问题，事业单位改制引起的职工收入相对下降问题，企业兼并欺诈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城市特困人群问题，水库征地农民要求补偿问题等。

（三）目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时，将进入社会经济问题的高发期。北京的GDP虽已越过这一阶段，但全国平均水平才刚刚进入这一区间。我们正处在发展中的特殊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新特点。

1.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冲突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原因发生了很大变化。19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