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文化产业作为新的财富创造和增长形态正在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下文化产业被认为具有“反经济周期性规律”的特点而能“逆势上扬”的语境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支持；但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延伸，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似乎由于对GDP的过分重视而被忽视了。2009年3月广东妇联开展了“净化网络，护卫孩子——万名母亲网络护卫行动”，11万多名妇女网上签名，参加“万名母亲护卫”，2009年上半年中国政府连续开展了对文化市场清理整顿专项行动^[1]，反映出公民和国家对同一问题的正义诉求：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

一

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是由文化作为公共领域的公共属性以及文化产业所生产和提供的文化产品的功能性属性规定的。文化产业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重要表达方式与载体，然而，文化产业、尤其是核心文化产业^[2]却是以文化产品作为其存在方式与表现形态的。没有文化产品也就没有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及其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是人类参与生产的物品中除粮食之外的唯一的生存必需品。它既是人类艺术与精神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艺术和精神的阐释自我、表达自我和解放自我的方式，是人的存在方式。正因为有了这种方式，人类社会才得以在运用这一文明形态——相对于科学技术——不断地克服自我、超越自我中发展演化。没有文化产品的创造性生产，人类社会也就没有艺术和精神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没有人类社会在遭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能够获得精神慰藉的空间。而没有这种原创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也就无法使得人类成为在精神领域的共同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品成为人类社会共有的、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文化产业正是生产和提供这一精神食粮的工作母机。物质产品消费和精神产品消费构成了人类社会两大最基本的必须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文化产品就像粮食、空气与水一样，是人们须臾所不可离开的物品。特别是当处在危机中的人们需要得到某种精神上的调节的时候，文化产品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慰藉和满足是其他任何物质食品都无法满足的。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给予文化产业发展予以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人们知道，当某一种物品一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物品，这种物品便被赋予了一种责任，一种对所有人以及由这样一些人所共同组成的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责任，这就是公共责任。

一切为了人、属人生产的物品都有它的公共责任。只要这种物品是提供给人们消费的，无论这种消费是物质消费还是精神消费，它都必须是有益于、有助于人的生存、发展，并且是健康地生存与发展的。因此，凡是有害于人类社会这一整体性消费需求的物品都将在被禁止之列，而不论这一物品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卫生检疫和文化检疫，在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社会组织，都必须自觉地承担这一责任。由于这一责任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整个公共社会的，因此我们就把这一责任称之为“公共责任”。通过制度性设计与强制性行政手段来确保这一原则的实施，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就是为什么既要对一切危害人类健康、有害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管制，也要对一切危害人类精神健康、有害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管制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在物质产品消费上要求无论是私人物品生产者和提供商，还是公共物品生产者和提供商，都必须确保产品的消费安全的重要原因（三鹿奶粉事件以及其他食品安全事件均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精神产品消费上同样要求无论是私人物品生产者和提供商，还是公共物品生产者和提供商，也都必须确保文化产品消费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在文化领域里，公共文化物品属于公共文化产品，而公共文化产品主要是由政府来提供，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话，那么，作为经营性文化产业所提供的主要是私人文化物品。私人文化物品属于非公共文化产品，而非公共文化产品则主要由文化企业通过市场来提供，这就是在中国被界定为“经营性文化产业”。由于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