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其时，电影复制技术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使精英文化走向普通大众，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争论和研究。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概念^[1]，并专门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篇幅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是指生产领域中广为人知的商品逻辑和工具理性，在消费领域同样引人注目。闲暇消遣、艺术作品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为文化工业所过滤；随着文化的高雅目标与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与市场的逻辑，交换价值开始主宰人们对文化的接受。高雅文化所奋力追求的最佳产物，如家庭与私人生活的传统结合形式、幸福与满足的允诺、对完全不同的他者的渴望等，让位于孤立的、受人操纵的大众。而正是这样的大众，参与着具有最低共同点的可替代性的大众商品文化。”^[2]尽管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著名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复制技术使古典艺术的距离感、崇拜价值、自律性、本真性、一次性等传统“韵味”消失的同时，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使艺术的特性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引发了艺术史的革命，解放了人类的视觉世界，爆破了日常世界，实现了艺术的普及和大众化。但是，在20世纪30～40年代，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观点成为主流，本雅明的观点被视为异类。直至进入20世纪70～80年代，英国寻求用文化重新界定商业产业，并通过实用艺术和商业的结合刺激和促进城市的实践，才使被阿多诺赋予否定色彩的文化产业开始获得了新的、积极的意义。本雅明的观点也从“另类”走向了认识和实践的中心，尽管这种实践事实上已经不是本雅明的理想主义，而是世俗的商业主义。1980年代后期，文化产业从理论的争论全面走向实践层面。文化产业成为城市竞争力、地方经济发展、就业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4月，一次有150个国家政府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同意把文化纳入经济决策中的因素。1999年10月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会议上，世界银行提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将是世界经济运作方式与条件的重要因素。

一 国外文化产业理论述评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沿着两条线路发展：一条是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线路，一条是文化产业的应用理论线路。

文化产业基础理论肇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被业界称为伯明翰学派。该学派侧重于从文化研究角度研究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品中包含的文化内容。研究路径是对文化产品的内容进行意识形态的探讨，对文化产业的符号生产机制和生产原则进行研究。雷蒙·威廉姆斯提出文化研究不应该只是对部分文化的研究，而应该将整个文化生产纳入文化研究范畴。斯图尔特·豪尔发现，电视产品的生产事实上就是一个编码过程，消费者对电视产品的消费过程不是一个既定意义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解码和再生产同步进行的过程，是一个意义选择和重构的复杂过程。詹姆森指出，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典型文化模式之一，它为现代主义语言中心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视觉中心提供了桥梁作用的文化样式，应该辩证地看待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约翰·费斯克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经济学上的系统分析，把文化经济作为区别于金融经济的特殊现象加以经济学解释，对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文化的产生、消费及其价值进行了研究。^[3]布迪厄、思罗斯比等人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等。^[4]

文化产业应用理论是在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文化产业的合理性得到广泛承认，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的观念深入民心。那么，文化产业其内部运作机理是怎样的？它与其他产业有何不同？这些问题成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回答的问题。文化产业应用理论在此做出了突破性研究，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有关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管理、运作等运行机理以及文化产业与就业、区域发展的关系和文化产业政策方面上。查尔斯·兰蒂将“价值生产链分析法”引入文化产业的应用研究，提出了文化产业的五个阶段性环节，即创意的形成、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的流通、文化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