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振兴战略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与该系统相关的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其中如产业振兴、培育龙头企业等各类对策性的研究，无疑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比较大的成效。本文将着重从四个角度来分析国家文化产业振兴与发展战略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对策。

一 文化产品的文化属性界定及其政策对应

文化产品的属性问题一直关乎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基调。尽管人们重视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从政策上还没有清晰界定如何保障这种社会效益和产业规律之间的一致性。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政策的特点是只能是限定性的，而不能是评价性的。

文化产业的产品必须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既包括经济的属性，也包括文化的属性。从经济属性来说，产品的消费者是大众即普通老百姓，他们必须愿意为某种文化属性支付费用，才能使产品具有经济价值。从文化属性来说，它既包含着是否符合文化价值要求的好坏的评价，也包含着是否具有“产品价值”即对消费者而言的功能性的评价。因而，文化产业中的产品的文化属性也必须符合大众的文化消费取向和文化理解能力。

从文化消费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来说，这里的“大众”所属的文化或者所消费的文化就是通常所谓的大众文化。笔者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做了区分：所谓的精英文化就是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理解的文化，所谓大众文化就是不需要专业训练、只要依靠直观就能理解的文化。大众文化要足够通俗，普通老百姓才能欣赏。但是，假如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就会认为某些文化产品太低俗。当然，精英阶层所欣赏的文化也不一定是优秀的文化，因为他们也具有文化消费的特定习惯，也可能具有偏执和偏激的趣味。再者，由于大众文化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有些精英文化局限在象牙塔，甚至无人问津，由此某些精英阶层的人士对于大众文化也可能产生非理性的排斥和对抗情绪。就此而言，社会文化的健康与否也不能按照精英阶层的趣味来制定标准。

另外，从文化管理者的角度来说，由于缺乏具体的文化产品质量标准，因而也存在监管上的困惑。一方面，可能存在一种悖论性的监管难题：如果标准过低，可能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也与监管者的自身利益不一致；假如标准过高，就可能扼杀创造力。另一方面，不同监管者和评价者的文化意识和监管、评价标准也不一样，容易产生冲突。不过，就政府层面和宣传部门层面的选择而言，宁高毋低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不符合文化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就此而言，如何界定文化产品的文化属性，同样蕴含对于大众文化产品是否低俗的不同视角和判断。

要解决这个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和界定以下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第一，文化产品中的文化属性必须制定一个“质量标准”。目前我国只有评价性的标准，而没有限定性的标准。评价性标准具有主观性，因而不是真正的标准。这也是目前我国对文化产品进行合理监管和质量检验的主要政策障碍。

第二，制定限定性标准的文化产品质量监管的要求，就是看产品是不是与社会核心价值相对立。符合健康文化属性要求的产品就是该产品不会与社会核心价值直接对立。这里的对立是指在性质上相反。例如，在影视中渲染残虐人类的详细动作和血腥镜头就是与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做法，其产品属于对抗社会核心价值的不合格产品。

第三，所谓的社会核心价值是指引导社会民众建设良好价值观的，具有基础性、重要性和引导性的价值。它应当包括三个层次：一个是人的价值如道德意义上的人权；一个是人在社会中实现其价值即以人为本所必要的制度保障和价值观支持，如政治上的人权，社会合作中的法治、道德、民主、自由、爱国、仁慈等；一个是独特社会制度中的社会价值，如社会主义制度、科学发展观、和谐、集体主义等。

第四，由此，文化产业产品的文化内涵也包括几个层次：一是普世的价值；一是合理非极端的娱乐和健康生活的要求；一是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保障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文化产品生产的标准是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的标准，政府文化宣传的标准是第三个层次的标准。

第五，一般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