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文化方面的主要内容为：“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缔约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等。”此后，公民文化权利成为继公民享有政治、经济等权利后又一重要基本权利，得到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中国政府于1997年正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称《公约》），并于2001年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一重大决策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公民权利国际标准的认定，表明了党和政府不仅注重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而且开始把公民的文化权列为保护的范畴。至此，以满足居民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建设在我国逐步展开。

一 我国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兴起

（一）国家层面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这标志着政府构建公共服务理念的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成为我国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着眼点。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获得通过。《建议》中出现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样一种战略规划。这个表述也暗示着，经过近三十年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意义变得较为含混的“文化事业”一词，开始彰显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内涵。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2006年1月，中央出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家文化发展纲要的规划》，认真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经验，以“增加收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发展活力。文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大力加强队伍建设，这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人才选拔培养的意见，创新人才机制，造就一大批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熟悉文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强势文化人才；特别要注重为基层和农村培养适用的相关人才，要在培训深造、重点课题研究、重大项目的完成等方面创造条件，使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大力培养各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不断提升艺术教育水平，加强文化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培养，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中来，形成雄厚的人力资源，推进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1]

2006年9月3日，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强调：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2]

2006年9月13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专辟一章，并被置于“文化产业”之前，占据了令人瞩目的优先地位。内容涉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以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指向，相当具体详尽。^[3]

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4]从此，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2007年3月5日，第十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要继续建设一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要搞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档案保护”；“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坚持开展扫黄打非工作”。^[5]

2007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这是中央政治局首次以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