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信息技术迅速普及的双重推动下，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创新已经成为体现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投资的增加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GDP的增长已经形成紧密关系，并对综合国力的总体提升，社会经济的升级转型以及地区环境的整体改造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关键作用。可以说，文化正在成为贯穿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基础动力和灵魂力量，甚至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资源。

进入21世纪，随着新一轮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以及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广东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2003年，广东成为中央确定的先行改革的9个综合性试点地区之一，再次迎来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6年来，再次成为文化改革“试验田”的广东，紧紧抓住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具体实际，秉承和发扬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基本建构起一个全面有序、分类科学、有活力、有创造精神的文化产业发展框架，初步形成了比较齐全的文化产业体系。目前，广东共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8个，约占全国的1/9，文化产业的主要指标和规模总量处于全国前列，总收入、增加值和占GDP比重等多项指标连续多年占据全国第一。2007年，广东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92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6.2%，文化产业对社会经济贡献率逐年增长，成为拉动广东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

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取得的瞩目经济成就相比，广东文化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集中表现为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一方面社会中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远未被有效激发，人们的精神生活在一个较低层次徘徊；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和创新要素的价值还没有在社会经济层面大规模显现，文化创新与社会的整体进步并未有效衔接。造成这种文化产业发展困局的原因很复杂，但正如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的那样，当前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首先仍然是体制障碍造成的创新力不足。

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往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如果不从体制改革入手，文化的产业创新根本无从谈起。本文以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广东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过去三十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下的广东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历程，以此形成的经验为基础，集中分析新形势下广东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存在的缺失和不足，并主要从体制上寻找制约和阻碍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根源，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破解体制难题，促进广东文化产业持续创新、健康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一 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广东文化产业创新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经验

从某种程度上讲，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三十年来广东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集中展现了中国文化产业在体制改革的曲折道路上创新发展的特定轨迹，其间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深刻的教训。通过重新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进行的一系列文化实践探索，对于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明确方向、深化改革，继续推进广东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从历史纵向发展来看，广东踏上转变文化发展思路，革新陈旧体制，走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道路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初期，通过调动社会各方办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广东率先打破了文化由国家独办的计划经济模式，各类社会民间资本开始涉足文化经营活动。第二阶段，从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在基本体制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文化体制尝试向分类改革推进，体制内的各种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如文艺院团、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开始纷纷转制，从政府大包大揽的大一统管理方式中解脱出来，并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在文化的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这也就意味着政府与文化生产主体之间的捆绑关系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产权界定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