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2日，巴基斯坦军队发动政变，解散了谢里夫政府，成立了以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上将为首的新政府。这是巴基斯坦建国52年以来的第四次军事政变，巴基斯坦政治风云的突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说政变之初巴基斯坦的形势还扑朔迷离，军政权的前途还难以预料的话，那么，随着各项举措和政策的出台，军政府已得到国民的认可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国内形势已基本稳定。目前，军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在努力探寻适合巴基斯坦国情的发展模式，穆沙拉夫上任伊始宣布的7项政策目标及随后推出的改革计划，基本上勾勒出巴基斯坦的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巴基斯坦政局动荡不安，经济严重衰退，党派斗争激烈，政府官员腐败，可谓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无疑给穆沙拉夫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一 政变事出有因，受到民众拥护

舆论普遍认为，前总理谢里夫和军方领导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这场政变的直接原因。另有报道说，谢里夫1999年7月访问了美国，并接受了美国的劝说，同意从克什米尔撤出武装势力。这引起军方的不满，此次政变很可能是因为对美国不满而发生的。而1999年9月18日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谢里夫的统治是过于自负的权力与丧失信任的危险混合”，预示着谢里夫的下台为期不远了。

应该说，谢里夫在执政初期做出的政治经济决策对稳定政局、恢复经济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其中削弱总统权力的决定，即议会于1997年4月2日通过的第13次宪法修正案，曾被认为是“向民主迈出的决定性一步”。第13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是谢里夫政府巩固其权力基础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巴基斯坦变化无常的民主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谢里夫在就任总理职务时也表示，这次选举对总理的授权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谢里夫后来的做法表明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授权的责任，在削弱总统权力后和实际上不存在反对党的情况下，他本人反倒不受约束地自行其是。继第13次宪法修正案之后，谢里夫又解除了陆军参谋长卡尔马特的职务，甚至干预军队的人事安排，在军队中激起强烈不满。1998年初谢里夫宣布在信德省实行直接治理，后任命他的亲信为该省事实上的首席部长。这一做法又激怒了许多人，包括信德省的地方民族主义者、穆哈吉尔以及贝·布托的支持者，一些人指责他是在信德省重蹈1971年东巴脱离巴基斯坦的覆辙。甚至在穆斯林联盟内部也出现了不满情绪，前旁遮普省省长因批评政府的工作而被解除其穆盟旁遮普分会主席的职务。在克什米尔冲突中遭到失败后，谢里夫变得更加不得人心，很多人指责他试图通过削弱司法部门、地方政府和反对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经济上，谢里夫政府不仅没有能力偿还外债，而且还由于核试验和克什米尔冲突增加了新的财政赤字，因此不得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开征销售税。而面对反征税的罢工，谢里夫又对年销售额最高为500万卢比的公司做出让步，从而激怒了曾经坚定支持他的小企业家。1998年9月14日，19个党派组成的“大民主联盟”在全国发动了要求谢里夫下台的抗议活动。政府宣布这些抗议活动是“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在卡拉奇和海德拉巴与抗议者发生冲突，逮捕了数百人。直到谢里夫宣布解除穆沙拉夫将军的职务并禁止他乘坐的航班在卡拉奇机场降落时，他在背离民主的道路上则是走得更远了。因此，除了克什米尔问题，谢里夫本人的权欲膨胀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失策，是导致这次政变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即使不发生军事政变，谢里夫的统治也已经摇摇欲坠了。

如前所述，根据第13次宪法修正案，总统已无权解散议会。人民党下台后已元气大伤，其余的反对党更无力与之抗衡。只有军队不那么听他的指挥，所以他要撤换军队领导人，安排自己的亲信。而军队对此早有警觉。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预感到了军队要采取行动的可能性。1999年7月谢里夫访美期间，克林顿曾警告穆沙拉夫“不要做宪法以外的事”。而谢里夫则趁穆沙拉夫出访之际宣布解除其陆军参谋长的职务，企图先发制人，结果却迫使军队采取了行动。鉴于这一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政变发生后巴基斯坦民众欢天喜地庆贺军队推翻谢里夫“独裁”政府了，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二 组建过渡政府，缓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