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两极格局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国际结构对美国行动的限制力降到了历史最低。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冷战后有许多重大的调整。事实上，美国的大战略依旧是“防止任何有可能挑战美国的力量的崛起或防止和阻止该力量与美国对抗”^[1]。如果说美国的大战略有调整的话，那都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其最大的调整可能就是将其击退前苏联对美国的挑战变成对中国崛起的防范。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也许不能对美国有别的期望。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政策

冷战期间，美国的亚太政策服务于与苏联争霸的全球战略。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崩溃，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多样化、复杂化。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提出建立一个“分享力量、分享繁荣和对民主价值共同承担义务”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这一口号基本上标志美国新亚太战略的基本形成，美国当前的亚太政策及其未来走向已基本稳定。美国白宫1999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确认新世纪亚太战略以“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为基础，使美国在不断整合的亚太地区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

但是，美国当前的亚太政策是建立在冷战的基础上的^[2]。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前沿军事存在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失去了依据，布什政府曾于1990年和1992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把部署在亚太地区的13.5万驻军分阶段撤出，实行战略收缩。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美国政府强调保持在亚太10万兵力的“前沿部署”。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使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障美国的国家利益。在1999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继续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保持其发挥安全作用的基石。

2.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巩固和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基础弱化。这一关系面临着重新选择和调整。美国非但没有取消昔日的同盟关系，反而在不断加强双边同盟关系。

冷战后，日美同盟得以重新定义。美国基于应付东亚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和突发事件等不稳定因素以及牵制日本的目的，日本基于依靠美国实现自身利益、制约中国等考虑，双方于1996年4月，通过《日美保障联合宣言》，意图保持和加强双边安全关系。宣言声称日美将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加强防卫合作。这使原来保卫日本的双边军事同盟，扩大为在日本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由美日共同采取军事行动，防止地区冲突蔓延和维护地区安全的框架。美国认为美日同盟依然是达到共同安全目标、保持21世纪亚太和平与繁荣的关键。1997年9月日美签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规定，日本周边出现紧急事态时，自卫队对美提供合作与支持，包括扫雷、监察、搜集情报、营救、补给以及船只检查以执行联合国的禁令等。1999年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了这一新《指针》的3个相关法案。“‘日本周边事态’这一概念，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随情况而定”^[3]。这实际上为今后在亚太地区发生任何军事行动时日美的相互配合提供了基础。

美日还合作共同研制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发展TMD旨在保护美国的海外驻军及其利益攸关地区免受导弹的袭击。美国要求日本、韩国和台湾加入TMD计划，巩固和扩大防务合作。

美国重视和加强与东盟合作，将东盟地区纳入美国亚太安全政策轨道。东盟支持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双方通过美泰、美菲军事协定以及美与印尼、马来西亚的军事交流加强军事合作。1998年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问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国家，为加强合作达成协议。1998年美菲达成《访问部队协议》（VFA）；与《军队地位协议》相比，它尊重对主权的敏感，避免军事基地的存在，美菲将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998年美国与新加坡达成协议，新加坡2000年建成的樟宜海军基地将对美军开放，其南端的深水港将允许美国航空母舰通过。

美澳关系得到强化。1996年7月美澳发表《面向21世纪的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将在人员往来、情报交流和举行军事演习等方面加强合作。

3.继续保持与中国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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