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人口与劳动力跨国流动与迁移的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始，人类社会进入人口与劳动力跨国流动与迁移的新时代。80年代初，旅居国外的人口约7700万，到2000年，国际移民的数量高达1.25亿（其中包括约1800万难民）。与日益提升的世界移民水平相比，亚洲移民的发展明显滞后，而东亚的移民水平又低于亚洲平均水平，东北亚的水平又低于东南亚。据香港特区“亚洲移民劳动者中心”（AMC）所做调查，到20世纪末，亚洲共有移民约1500万人，但东亚的移民人数仅500万～600万人。在东亚主要劳动力输入的国家与地区中，日本接受外劳的数量远远少于马来西亚和泰国，韩国更是排在最后（见表1）。1999年底，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约67万人（日本人配偶和外交官除外），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1]这个比率虽然是十年前的三倍，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相近的德国，这个比率是9%，在新加坡，是25%。1999年1月，以各种身份、名义以及非法滞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口计177.4万人，占日本全部人口的1.4%。^[2]而在美国，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估计超过10%（包括非法移民）。

表1 东亚主要接受国外劳动力的国家与地区

在劳务输出方面，菲律宾名列榜首，现在国外就劳的人口约有500万，占总劳动人口的1/10，印度尼西亚次之，外劳人口约250万。劳动力输出增长最快的是越南。1991年，越南劳务输出不足1000人，1995年增长到1万人，1999年增长到2万人，2000年增长到3万人。^[3]

在东亚劳动力输入国的外国劳工中，有相当数量为非法居留者。据日本法务省的调查，1999年年末，在日本就劳的外国人共668200人，其中合法就劳者416500人，占总数62.3%；在合法就劳者中，日裔巴西人220500人，占总数的33.0%；在全部外国就劳者中，非法就劳者（签证过期者和非法入境者）251700人，占总数的37.7%。换言之，如果不将日裔巴西人计算在内，约有6成的移民劳工属于非法居留者。^[4]

1989～1997年，韩国的人均GNP从5000美元提高到10000美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劳动力出现短缺，带有“三D”，即所谓脏（dirty）、苦（difficult）、险（dangerous）性质的工作难以找到人手。1996年，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率达到13.5%。为弥补这一空缺，韩国开始引进外国非熟练劳动力。1992年，韩国接受了10万个合法和非法劳工，1995年，15万个外国劳工在韩国登记注册。但到2000年10月，在韩国的外来劳动力约30万人，其中28.5万人是非熟练劳工，而这28.5万人中2/3不具备合法身份。^[5]

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水平也比日本落后，但却比日本接受了人数更多的外国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也都是非熟练劳动力。由于这些国家同样严格控制对外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入，在这些国家就劳的人口半数左右属于非法居留者。

由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跨国流动和迁移的劳动人口所从事的又大都是一些报酬最差、最危险和管理最为松散的工作，因此东亚人口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与迁移并没有改变人口来源国和接受国人口的构成和规模，也没有带来观念、宗教和信念等方面变化。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虽然较多地接受了外国劳工，但这种接受对本国劳动力市场不同阶层和种族集团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

二、日本和韩国企业经营体制对自由劳动的限制

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经由战后多年的发展，东亚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较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政府的禁止难以阻止移民，只会使合法的行动转为非法。在东北亚，人口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和迁移进展更为迟缓，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日韩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经营体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对外国劳工的排斥。

日本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二重结构，即大企业使用高级劳动力，中小企业雇佣低级劳动力；大企业使用第一市场，即“忠诚市场”，中小企业使用第二市场，即“雇佣兵市场”。明治中期，由于熟练劳动力的缺乏，日本的大企业为了保证自身拥有稳定的员工队伍，与政府强调国家对国民的忠诚相呼应，强调员工忠于企业；业主通过年功序列工资制来购买员工的忠诚心的同时，也要求员工以终身在企业工作为回报。如果一个员工擅自离开原有企业到其他企业就职，就会背上“背叛者”的骂名。这种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僵化的体制至今未能在根本上发生变化：大企业员工素质高（吸收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