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介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社会事态中的偏差行为进行披露、建议乃至批评的倾向性传播活动，^[1]包括一般行为监督与决策监督。人们重视媒介的一般行为监督，但是对于决策监督，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新闻实践中已经出现对于决策的群体性参与，学术界却缺乏必要的理论回应。因此，无论从操作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上，决策监督都是新闻媒介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一

新闻媒介的决策监督，属于舆论监督的高级形态，它不仅具备一般行为监督的特质，而且对媒介生态有着更高的要求，是舆论监督的深化与拓展。问题在于，为什么在社会转型期，媒介监督决策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媒介的决策监督在社会监督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决策属于权力的范畴，包括立法立项、政策制订、规划设置、重要任免、体制改革等基本类型。决策需要监督，监督是规范决策、保证决策、纠正决策失误的关键一环。决策监督就是对权力运行中的重要事项进行监控与制衡。新闻媒介的决策监督，是权力制衡的有效形式，它体现了舆论对决策的约束效应。

新闻媒介的决策监督，是深入反腐败的迫切要求。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相结合的产物，是权力变质和权力异化的结果。腐败的本质是借权力以谋私，用金钱交换决策权。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2]在现实生活中，腐败不仅表现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行为本身，而且往往与决策中的问题相伴生。腐败中的问题反映在决策方面，或是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作为决策依据，使得决策毫无规矩；或是自定与中央精神相抵触的地方或部门规章，损害法律尊严和公众利益。因此，反腐败需要舆论监督，更需要这种监督深化到决策层面，以便从源头上制约权力。新闻媒介对决策的监督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能对腐败形成更大的舆论压力。它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核心，反映决策行为、决策过程中的违规现象，把监督的触角深入到决策层面；它努力揭露“长官意志”、权钱交易、程序违法等现象及其深层原因，推动权力机构解决决策失度问题，将监督的关口前移；它试图通过传播渠道，加强监督合力，阻遏权力寻租，强化权力制衡。可以说，新闻媒介的决策监督既是深入反腐的动力，也是反腐制度化的前提。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媒介的决策监督还十分有限，深入反腐败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新闻媒介的决策监督，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要条件。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政治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为社会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和政治动力。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人民民主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事业中，新闻媒介的决策监督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新闻媒介“通过监测社会环境，提供决策依据和决策反馈渠道，减少决策失误，提供了政策决策科学性的基础；通过监督，大众传媒对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推动了决策民主化的实现”。^[3]这种监督的前提是公开，公开是监督的基础。也就是说，决策监督的目标，就是运用民主的、科学的方法，使决策成为有科学根据、有群众基础、有法律保障的过程。反之，如果决策暗箱操作，个人说了算，政务不透明，决策不公开，就失去了政治文明的基础。近年来，新闻媒介在政治文明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它通过披露重要的决策，增加决策透明度，扩大了监督的视野和范围；融会公众意见，充分反映民意，提高了公众参政议政的自觉性；对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订和执行情况提出建议，建立反馈机制，为行政、法律等“刚性监督”矫正决策缺失提供舆论依据。2003年5月，媒体披露了三位法学博士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直面“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4]为废除这项执行多年的规定起到重要作用，更是让人强烈感受到决策监督在建设政治文明中的力量，显示出决策监督的推进，已经成为社会走向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标志。当然，在通过决策监督推进政治文明的过程中，监督要求与实际状况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在对执政党、政府的决策监督、对高级公务员的政务监督、对政府实施决策的过程监督、对行政法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