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舆论监督研究的回顾，为舆论监督给出一个可操作定义，并发展了一套内容分析编码表用于测量舆论监督报道的力度，并以《新京报》的“核心报道·对话”栏目中的文章为对象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效标效度、表面效度、结构效度三方面对编码表进行了初步检验，检验结果达到了较高的满意程度，可以作为测量具体报道的舆论监督力度的客观研究工具。

一 研究背景与目的

舆论监督一直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实务界面临的难点问题以及社会讨论中的热门话题。笔者分别以“舆论监督”、“大众传播”、“互联网”、“新闻改革”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新闻与传媒”子目录下对2000～2004年间收录的论文进行检索，发现结果如表1。

表1 关键词检索结果

从以上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舆论监督已成为目前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内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不过，如果对有关论文做进一步的考察则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属于传统的“质的研究”，而应用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的“量的研究”则只有郭镇之等对《焦点访谈》进行的内容分析、乔云霞等用抽样调查方法做的《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调查报告》等寥寥数篇。

笔者认为，目前亟待改变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失衡状况，开展更多的量的研究。

科学强调积累，而量的研究所具有的一大优点就在于有较强的可重复性，可以在华莱士所说的“科学之轮”的循环中，不断地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把我们对某一特定问题的认识推向深入。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舆论监督报道这一概念下一可操作定义，发展出一套用于测量具体报道监督力度的量表，并对其效度进行初步检验。打个比方：构建学术大厦需要许多研究者不断地“添砖加瓦”，而本研究的初衷正是希望在舆论监督力度测量这个问题上，造出一块合乎要求、便于使用的“砖”来。当然，就这个研究本身而言，更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

二 文献回顾

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对舆论监督报道概念做操作化定义，因此文献回顾主要围绕以下3方面进行。

（一）“舆论监督”一词的由来

研究者普遍认为，舆论监督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这一概念得到较广泛的使用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其标志是1987年中共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首次在正式文件里使用“舆论监督”这一表述。

郭镇之指出，在西方文献中，找不到“舆论”（public opinion）与“监督”（supervision）这样的搭配，“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界创造的和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郭镇之，2000）

丁和根认为中共新闻舆论监督观的形成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孕育期，从20世纪30～70年代末；第二阶段为成型期，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80年代末。在第一个时期未见对“舆论监督”的直接表述，与之关联最密切的话语系统为“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群众监督”。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大众媒介上出现的频率大为下降，其内容被“舆论监督”所取代。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标志着中共新闻舆论监督观的正式形成，从此以后，“舆论监督”不仅成了中共正式的理论话语，而且被付诸新闻实践，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一个亮点。（丁和根，2003）

“舆论监督”在非官方话语系统中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1981年。孙旭培在1981年5月完成的硕士论文《刍议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中，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并把它和别的监督方法进行比较。此文被多次收入有关书籍，同时他陆续在报刊上阐述对舆论监督的观点。到了80年代中期，“舆论监督”一词已频繁见诸报端。（孙旭培，2003）

（二）舆论监督的对象

关于舆论监督的对象，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党政机关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最主要对象，而对一般性的坏人坏事、不良风气的批评是否属于舆论监督的范围则有不同的意见。

孙旭培在回顾舆论监督的发展时认为：“‘舆论监督’中的‘监督’，通常是对权力的监督，但现在已被扩大解释到对各种坏人坏事的批评，如某商店出售劣质商品，某居民区乱放垃圾，弄得臭气熏天，等等。现在一些都市报就是进行诸如此类的监督。当然，把这些算在舆论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内也未尝不可，但它们绝不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和重点。”据此，他将舆论监督的对象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国家决策（特别是决策前或决策过程中）做报道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