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表达性行为

表达性行为通常采用的方式有聚会、游行、聚集在公共建筑物前面示威、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露营（长时间占据某个场所）等，既可以是一群人实施的行为，也可以是某个个体单独实施的行为，比如焚烧国旗和征兵卡。

表达性行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言论和出版的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从形式上来看，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行使，在多数情况下，都更像是一种理性和个性化的活动，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后一种则通常面对大量的观众，在公共的街道、公园或政府机关门前，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行为的后果来看，口头或书面方式的交流不太容易像表达性行为那样，带来“清楚和即刻的危险”，比如群众性的暴乱或大面积和交通堵塞等。

各种形式的表达性行为，对现代民主社会的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形式的表达，特别是游行活动，通常是特定的个人或群体重申或戏剧化地让他人接受其观念、态度或价值的手段。在接近和使用大众传播媒体相对困难的情况下，表达性行为便成为他人或社会了解其处境或观点的非常有效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吸引大量的受众，而且可以吸引大量的媒体跟进报道，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讨论、交流。对于处于边缘境地或不能公平享有社会各种资源的个人或群体来讲，从法律上保障其享有这样的权利，不仅对他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各种形式的表达性行为，可以成为促成并改进公共讨论的有效途径，成为观念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得以产生并良性运转的催化剂。

此外，相比较于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的交流，表达性行为更容易产生交流者所预期的交流效果。因为这种形式的交流，允许言论者与他的观众进行面对面的、互动式的交流，它不仅使得言论者的观点更容易被受众接受，而且还有助于激发所有在场者的灵感，从而在所有的参与者之间，创造一种更加灵活、形式更加多样的、动态的交流空间。

公共场所的表达性行为同样会对没有亲自在场的人和行为发生地之外的社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表达性行为传达的信息或观念也是其他许多地方的人们所共同关注但尚没有采取行动表达出来的的话，这种表达性行为极易受到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很快便可能形成“燎原之势”。如果表达性行为表达的是主流社会不欢迎的观点的话，绝大多数人便会倾向于蔑视其存在。这样，在表达性行为实施的地方，便极有可能产生冲突和混乱。冲突和混乱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可能产生使人不安的或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社区里的每个人，即便当初以旁观者姿态对待表达性行为的人，最终都不再可能成为事件的局外人，对于社区领导来讲，再想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会变得不太可能。社区不仅有可能被迫去关注表达性行为的人群所表达出来的观点、不满甚至是仇恨的情绪，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卷入其中，以更大的规模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在表达自由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表达性行为一直是推广新观念和少数派观点、反传统意见的基本手段。在英格兰，政治上的反对派可以合法地存在以来，公共集会就一直是推行政治改革运动的主要方式，救世军^[1]（salvation army）和提倡妇女参政运动的人（Suffragette）也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在美国，公共场所的表达性行为是所有由少数派发起的社会运动采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无论是主张堕胎者、主张妇女参政者，还是少数派组织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这种手段。同样，如果劳工组织不在公共场所采用大规模的表达性行为的话，很难想像他们能够在争取人们对他们广泛的认同和政治支持的斗争方面，获得成功。

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公共场所的表达性行为便成为民权运动（civil-right movement）、和平组织、黑人社区、学生和其他激进的新左派组织使用的手段，包括站在公共建筑物前表示抗议、焚烧国旗，在药店、餐厅门口、征兵宣传栏前面静坐等，有些组织甚至用更加极端的方式，以达到其影响社会或他人的目的，例如在铁轨上静坐和在许多路口堵塞交通等。他们之所以使用各种花样翻新的表达性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采用传统的方式，比如心平气和地劝说的方式，很难达到他们推广其政治主张的目的。

这种新形式的表达方式，不仅为政府提出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