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得取舍出一个对社会更好的东西……一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审理此案的巫国平法官如是说。

这是2004年中国新闻界和司法界的一个吸人眼球、引人深思的著名案件。言论自由作为每一个人生存权的首要要求，代表着社会对人的尊严、个性和创造性的尊重。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需要媒体在法庭上不断申辩吗？用民事法律打言论自由这种本质上属于宪法问题的官司合理吗？

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中国的司法进步、新闻自由空间的拓展也许正是依赖每一个个案所累积的点滴成就。

一 举报人——证人

2003年9月2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以下简称《中国改革》^[1]）及法人温铁军被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侨房公司”）以侵犯名誉权的名义起诉，要求赔偿590万元经济损失。

官司的起因是《中国改革》2003年第七期的一篇名为《谁在分肥》的文章。《谁在分肥》是当期杂志专题报道《两种改制两重天》中的一篇文章。这组专题报道对四个国企改制的个案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国有资产如何在改革过程中保值增值，如何使员工利益受损程度降到最低。

记者刘萍的《谁在分肥》一文指出了侨房公司在实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被抽调资金、亏损、总经理年薪数倍翻番上升、员工被迫下岗和老员工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积累而未兑现的福利在改革中化为泡影等问题，分析了侨房公司的改制方式。这篇文章惹来了一场长达一年多的官司。

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还在进行，作为中央课题组的成员的温铁军（当时也是《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在调研中接到了大量来自侨房员工的举报信100多封，这些举报信描述了侨房公司早年的辉煌，集中反映了公司改制之后出现的企业亏损、大量老职工下岗，企业业务没有进展却大幅提高在职人员的福利待遇等问题。温铁军觉得职工的这些反映，与社会上一般的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映很接近。他把对广州侨房公司调查报道的任务交给了记者刘萍。

在这之后，刘萍就和这个署名为“正义”的举报人取得了联系。举报人介绍，他在侨房工作了十几年，从1999年开始，侨房经历了两次改制的经历，都是采取的政府划拨托管的方式，他认为正是这种改制方式使得侨房优质的资产被接管，而由新的母公司直接派来的领导没有真正的发展公司的业务，反而大肆消耗公司的积累、侵害老职工的利益。

2002年的6月，刘萍赶赴广州和举报人见了面。根据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刘萍还走访了广州市财政局和国企办，以及侨房公司的上级单位也是其改制后的母公司广州市珠江实业集团。但是这次广州之行，刘萍并没有拿到对她来说有价值的信息，因为对方一再认为他们这种改制是很规范操作的，都有市政府出台的文件。另一方面，报道需要事实的部分，员工却不愿意站出来。

由于无从核实举报人所反映的情况，对侨房公司改制的调查暂时搁置下来。而回到北京不久，刘萍又开始不断接到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包括侨房公司行政支出过高，不断有员工无故被解除合同等。

几个月之后，举报人和侨房公司另一位中层干部专程赶到了北京，带来了侨房公司2002年的工作报告。举报人之一、多年从事财务工作的侨房公司原副总经济师刘金峰，对照工作报告中的投资收益和支出算了一笔账，发现2002年公司实际亏损达2000多万元。

在2001年7月到2003年4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总共92人的侨房公司共有33人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其中有25名是在侨房工作了10年以上的改制合同工。按照有关法律和文件的规定，这批人本应该在企业就业中享有优先保障的。

侨房公司总经理钟威说职工当时都是自愿离开。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原侨房公司员工说他们不是自愿离开，之所以在终止劳动合同的协议上签名，是因为如果不签，连劳动就业局的失业救济金也拿不到。这之后，越来越多的职工开始向包括《中国改革》在内的媒体反映侨房的情况。

2003年的5月，距上一次调查近一年之后，刘萍再次赶赴广州。这一次，许多侨房的员工都站出来接受了她的采访。2003年7月，《谁在分肥》的文章经过编委会的审核在杂志上刊出。报道在侨房公司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而在《中国改革》的报道刊出后不久，某家报纸连续五天，以每天以半个版面的篇幅，对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