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英国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观点，尽管媒介未见得能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媒介确实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有能力告诉人们考虑问题的思路，也就是说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它“控制着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信息”。^[1]尽管媒介的影响力众所周知，但究竟应该为何以及如何发挥其影响力，则并不具有完全的共识。西方的研究者在传统上把媒介看成是“看门狗”（watch dog），强调其对权力的制衡作用，这种认识，虽是职业记者心向往之的理想状态，但不仅与中国的媒介现实相去甚远，即使针对西方自诩为独立媒体的商业媒介而言，也多有不切实际的天真之处；而比较激进的富有批判性的学者如乔姆斯基，则将媒介看成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哈巴狗”（lap dog），认为媒介终究是听命于权力结构的，这种看法也有失偏颇，因为“权力中心并不是一成不变或铁板一块的”，当权力分歧时“媒介不可能束手旁观”。^[2]如果站在上述两种媒介/权力二元结构的观察视点之间，其实还可以有一种相对折中的看法，即媒介作为“守门狗”（guard dog），既不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也不是完全无条件地听命于权力，而是为那些有权力和能力创造与控制社会安全系统的团体站岗放哨。^[3]如果按照新闻专业主义进入中国的现实路径来看，媒介的专业诉求遭受到来自宣传政策和市场逻辑的双重压力，只能局域和碎片地呈现。^[4]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下，新闻生产的权力实践行为主要在三个场域中展开。一是宣传管理的控制机制，宣传主管的权力通过新闻生产主体实践来表达和行使；二是媒介组织即编辑部内部，在这里，缺乏“新闻判断”的共识导致权力实践中矛盾凸显；三是与消息来源的关系，体现出利益和资源的冲突、协商和互换。^[5]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媒介是“守门狗”，那么其守卫的，不仅是宣传的大门，同时还有市场的大门——这两扇大门代表不同的权力结构，其间的矛盾、冲突、协商和互换，共同构筑了中国新闻媒介的专业主义诉求的实践基础。

若以此为起点，以新闻生产的社会控制和权力实践为分析框架，来对地方新闻媒介的异地监督策略进行探讨，至少有两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第一、在中国目前的媒介政策框架下，地方媒体凡涉及外地的负面选题，基本上都会受制于不能异地进行舆论监督的宣传管理，但为什么异地监督仍然时有发生？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异地监督得以成为可能？第二、如果异地监督成为可能，那么，本地市场对此类话题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异地监督话题可以在本地市场上获得反响而什么样的却不能？而这两个问题最终指向的是宣传管理和市场逻辑的相互作用在今天对新闻媒介的专业诉求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是否可以从中获得对媒介/权力关系的更深度的描述和阐释。

社会学家将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状描述为一种断裂的社会，一个社会里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6]如果将这种描述作为理解中国新闻媒介现实环境的重要背景，那么，这意味着无论宣传管理还是市场逻辑，所面对的都是几个时代成分并存的断裂的社会。而这种断裂感，也时时浸透着新闻媒介的专业诉求。

上海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幅度最快、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与其经济快速增长相对应的是其十分局促和缺乏弹性的新闻报道空间。这种反差亦呈现出断裂社会的特征。有学者用“鸡蛋”来描述媒介的报道范围，认为新闻报道从结构上看，首先有一个似蛋黄的核心，其内容不具弹性，不容置疑，带有一定的强迫性；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则是如蛋白般的“诱惑性”内容，其特征是包容性强、弹性大、变化快以及迎合多于说教，但贴近主流意识形态；而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则被比喻为薄薄的蛋壳，隐喻的是新闻报道的边界。^[7]上海的新闻媒介往往被业内同行看成是蛋黄部分比较大，蛋壳也很坚硬，而蛋白则柔软可口。这一方面表现出宣传管理/市场逻辑/专业诉求这三者之间张力的结果，但也预示了一种可能，即由于断裂社会当中，某些力量某些需求改变时，就完全有可能导致上述三种关系改变，重新结构出一个新的“鸡蛋”。上海电视台《1/7》栏目在异地监督方面的实践策略，提供了一个可资分析的丰富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