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刊处于党报的外围，典型地体现着党报的传播制度的特质，又率先突破党报的禁区，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本文通过考察1949年以后的青年报刊，运用传播学理论及历史学的方法，融合对新媒体的分析，深入探究了党报传播模式的困境与变革趋势，并指出“批评——自我批评”框架是如何向“舆论监督”范式转型的。

本文主要不是对具体报道操作中“批评——自我批评”与“舆论监督”的区别加以探讨，而是侧重史论的方法。

一 青年报刊在党报系统中的位置与“特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建立了党报体系。而在党报体系当中，又建立了全新的青年报刊体系。全国性的青年报刊体系，是建立在报纸国有化基础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报刊系统。

图1 纵横交织的党报系统网络

环状示意图的最外围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各行业报刊；外围是团、妇联、工会报刊；中心是党的机关报，以《人民日报》为核心。1949年以后建立的计划性报业体制中，根据行政体制和地方隶属、行业特点，政府明确分配了各个报纸的分工。这当中包含对受众基于职业、年龄、政治身份、地域的区分。

共青团报刊在共产党的全国传播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随着党的革命事业的成功，组织的成熟，团员人数的增加，共青团组织比早期更加庞大了，也更具有自身的独特地位。共青团报刊处在一种与妇女报刊、工会报刊几乎并列的位置，但更接近核心。

由于团是党的预备队，团与党的关系因此较为紧密。共青团报纸具有一种特殊地位，青年报人因此认为自己可以更直率地对党进行监督。青年报在批评报道上的大胆，与这种特殊地位不无关系。

青年报的尖锐风格与前苏联的影响也大有关联。前苏联共产党在1940年代以前已创办了多种青年报刊。到1948年，前苏联共青团计有37种报纸，8种杂志。^[1]《共青团真理报》作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于共青团各级组织的直接干预，不管是工厂、集体农庄，还是军队、学校，只要是有年轻人的地方，就要订阅《共青团真理报》，其发行量最高时曾创下2000万份的惊人纪录。^[2]

并且，前苏联的青年报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前苏联的一位省委书记日丹诺夫1928年写道：

尖锐而且中肯地批评国家机关和经济工作中的缺点，无情地同生产中和生活中腐朽的和墨守成规的现象作斗争——这就是《青年团真理报》工作的特点……

除了鲜明地展示新事物的萌芽以外，《青年团真理报》还进行宝贵的革命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推动青年前进的工具，而且依据我极深刻的信念，这种批评不仅是《青年团真理报》的巨大成就，而且还是下列事实的证明：不但年轻人向年长人学习，而且年轻人也能教年长人一些东西。^[3]

这段话里面的《青年团真理报》（今译《共青团真理报》）如果换成《中国青年报》，我们也不会觉得很不恰当。《中国青年报》一直以大胆的批评报道作为自己的优秀传统。如果说，比一般的党报更大胆地批评党的工作是青年报的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在1920年代的苏联已经形成，并被党的领导人意识到了。他们对此持赞赏的态度。

斯大林曾致信鼓励《共青团真理报》：“唤醒沉睡者，鼓舞疲倦者，推动落后者，痛击我们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揭穿我们工作中的缺点”。^[4]这段话后来被初创时期的《中国青年报》当作座右铭。

《共青团真理报》看起来具有一种特权，它有更多批评的权利和勇气。是谁赋予它这种特权？恰恰是党自己。日丹诺夫赞赏该报的前提，是它在“直接帮助党的日常建设工作”，斯大林则将该报视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的不倦的喉舌”。

共青团之所以有突破一般规则的“特权”，正因为它是党的助手。联共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共青团）应当成为城市和乡村中各种新创造的发起人和推行人。共青团应当成为党在和技术、经济、文化的落后作斗争的战线上推行党的政策的主要助手之一。”

1949年以后，共青团在建立全新的组织传播系统时，曾向苏联共青团学习。第一任总编辑张黎群回忆说，《中国青年报》创刊之前，他被派去考察《共青团真理报》的办报经验，回国后将访问笔记整理成册，题为《苏联青年团真理报编辑工作问题》，发报社每人一册，以资借鉴。^[5]

《中国青年报》提出的办报方针是：“一切为着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