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焦点访谈》的“用事实说话”使其在受众之中建构了一个真实、客观的形象，那么，它对合理性和合法性话语的诉求则使其获得了公正、理性的形象，这种形象不仅有效地建构了《焦点访谈》在中国人生活中话语权威形象，也成功地确定了国家意志相对于个人、利益集团和社会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更重要的是树立政府的威信，增加群众的信任，使他们看到了正义的伸张，看到了希望”。^[1]这种叙事既有效地建构与命名了受众大众身份，又可以有效地淡化了该叙事的倾向性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不满。

一 社会分化与《焦点访谈》的合法性、合理性诉求

自1994年开播以来，《焦点访谈》就在新闻理念上和叙事实践中将自己与现代性话语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理念联系在一起。就理念上说，《焦点访谈》创办之初就将自己的节目定位为“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个定位将《焦点访谈》与社会、大众这两个现代性话语合法性来源联系起来：一方面，通过“社会与大众”诉求，《焦点访谈》力图表明其再现规则和新闻生产过程不是从局部利益或者某一社会意识形态需要出发，而是从普遍性的、无倾向性的立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再现事件，其再现活动与社会利益的合理性相一致；另一方面它以法律、法规等体现国家意志的规范性话语作为评论事件的根据，并将这些规范性话语叙述成社会整体承认与主导意志的统一。如此一来，《焦点访谈》似乎就有了不同于过去从单一政治视野出发来再现世界的开放性，它可以将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统治力量内部的不和谐再现于公众的面前，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差异被人们认可为中国社会的正常而合法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完整而封闭的自我想像。这种新闻理念意味着新闻性话语实践的合法性来源不能仅仅由主导意识形态赋予，而是要同社会的合理性要求结合起来。

导致这种新闻话语实践合法性资源转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以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所促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渐独立并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前期，执政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为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任务，在我们看来，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其说是中国政治为了搞活经济、提高生产效益而采取的一个主动的转型，不如说是中国政治适应经济活动的去政治化本性、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作用的结果。一般说，一旦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性力量之一、市民社会也在逐渐形成，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一致性关系，它们之间更多的应是一种自为而互动的关系，“只有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分离才表现出现代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真正相互关系”。^[2]一方面，社会要求在规范的制度内按照合理性原则运转，所谓合理性“适用于单个的主体和联合的行为主体（或为一个体，或为进行合作的个人），该主体在追求目的时具有其判断能力和慎思能力，也具有他自己特殊的利益所在。合理的（理念）适用于人们如何采取、认定这些目的和利益，也适用于人们是如何给予这些目的和利益以优先性。它还适用于手段的选择，在手段的选择中，实际指导人们的是这样一些为人熟悉的原则：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采取最有效的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选择最可能的抉择”。^[3]也就是说，合理性是个体或个体联合体根据自己的社会及自然资源对于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的选择、运用。在中国的现阶段，合理性指的是人们遵循由权威制定的规则来安排自己的利益追求。同时，社会还有自我表达的需要，甚至要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非规制化讨论空间，这就要求改变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言说方式，以容纳社会表达。另一方面，面对社会自主及其内部日益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政治秩序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不再是自明的，需要重新获取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并论证这一合法性。而“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