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伦理作为应用伦理的一个分支，它的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中传媒业出现的道德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取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理论支持。如果说应用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超越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论证或决策程序以及由这一程序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主导价值”，^[1]那么，媒体伦理学这一分支的贡献就在于在其专业领域运用这一论证或决策程序建构实践平台、寻求道德共识以解决现实中的传媒道德悖论和难题，而且，其取得的成果已远远超过了作为指导基础的应用伦理学本身，这在国外的理论和实践中已经得到确证。

在媒体伦理建构实践平台和道德共识的追求中，理性的交谈程序是其最基本的方法和工具。尽管“程序”一词并不陌生，“中国自古就不缺少程序（中国语境里的‘程序’）”，^[2]但这种传统的“程序”被认为缺少正当性、能够保障人权、抑制公共权力滥用的元素。可是，赋予了“限制恣意”、“保证理性”实质的现代程序又更多地被定位为一种法律程序，这种定位多少有些狭隘，应该把程序置于一个广义的背景下诠释。程序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阔的应用背景。

程序的结构主要是按照专业主义的原理形成的，正是专业训练和经验积累使专业担当者的行为更为程序化（专业化、合理化、规范化）。^[3]这种专业的分工和分化导致了不同职业伦理的形成和演进，尽管人们历来对专业化和分工有着种种非议，^[4]但顺应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的分工与专业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探讨程序伦理与专业主义的共生和互动具有普遍而又特殊的意义。^[5]

一 程序与程序伦理

（一）程序、共识与正义

程序，源于拉丁语processus，依《辞海》解释，指“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程序是一个描述事物状态的概念，并且是一个描述事物动态的及其序列的概念。程序还可以用以表现客观世界依次运动的状态。就法学视角而言，程序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6]程序特别是现代程序除具有工具性价值即在形成一个符合正义、安全和秩序等外在实体价值的结果方面是有用和有效的以外，它自身还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具有独立的作为目的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而不是结果——具有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内在优秀品质。^[7]这种内在的、独立的品质是一种制度性伦理。

在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多样与复杂的社会里，我们能够期待的只是一个人人都可接受的以解决道德冲突为任务的中立的程序。程序作为实现实体内容的手段，它有自身独立的目的和价值。

共识，顾名思义就是共同认识。它是不同认识主体在追求价值与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共同看法。共识有以下的基本内涵和特性：普遍共同性，求同存异性，妥协让步性。“共识分事实上的共识与理性论证基础上的共识两种”，前者“大体属于传统社会的范畴”，后者“则属于现代社会的范畴”（即程序共识）。^[8]

应用伦理在目前所取得的实践成果主要是在解决道德悖论^[9]方面建构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平台，并借此达成了程序共识。所谓程序共识即理性论证基础上达成的共识，主要是指一种在没有强制性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旨在达成主体间相互沟通理解的交往行为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表现为一种认识或根本就不在认识层面上表现，而更体现为一种对交往过程和程序的承认和赞同，是在论证与反驳的反复权衡中依靠理性程序的公信度建构起来的共识。程序共识的基础是确立自主原则。^[10]与之相对应的传统共识即指事实上的共识，更多体现为一种世代相传的观念或宗教信念，处于相对静止的缓慢运动中，不易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人们讨论伦理道德问题的逻辑起点，体现了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

自从人类社会发生公正与否的社会问题和道德悖论以来，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由于程序的过程公开性、公众参与性和角色分化独立所带来的抗辩性与交涉性，以及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程序在控制权力滥用、保障和实现人权方面具有枢纽和基石的意义。这也为程序在当代营造的正义（公正）氛围赢得了共识。虽然正义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被赋予了多种含义，^[11]“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