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理论界及有关部门引起极大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便是如何正确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人士队伍的发展。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特点及相关方面作一些回顾和探讨，以期对促进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过程及其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人士队伍在我国开始萌生发展。与此同时，对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人士队伍的研究也开始出现。纵观这一研究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1985年。这一时期在我国大量出现的是个体户和一些外资企业，因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个体户和外资企业，而重点又在个体户方面。当时对个体户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其产生的原因、发展数量、社会作用、发展趋势等等。推动这一研究进入高潮的是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讨论广东陈志雄雇工包鱼塘问题。当时讨论的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是：个体户能否雇工经营。通过讨论，各方面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认为在公有制经济还不能满足人民各种需要的情况下，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必要的、有益的，并且认为在经营中雇用一些帮手也是应该允许的。198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营若干政策性规定》，1984年又发布《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要鼓励和支持其发展，并且规定个体户在必要时可以请两上帮手和带五个学徒。

第二阶段是1985～1992年。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私营经济开始从萌生阶段进入成长阶段。一些富有的个体户开始投资建厂，一些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及工人也开始下海搞经营，并且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雏形。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关注和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原因、作用、特点和发展趋向，以及私营业主的行为特征、内心世界和他们是否会演变成一个阶级等等。与上一个时期对个体户研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对私营经济及其人士的研究是有分歧和争论的。例如，有人认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就业，但是另有人认为私营经济发展会削弱公有制经济，形成彼长此消的局面。再如，有人认为私营企业主大多是经济上的能人，他们不可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私营企业主大多是经营上的违法钻空者，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基础。1984年邓小平同志针对安徽傻子瓜子问题上出现的争论明确指出：“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985年邓小平同志又说：“我们的经济政策，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还说：“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1985年后，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是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相关研究工作也在深入进行。从1985年至1988年期间，中国社科院组成了私营经济研究小组，“中国私营经济的现状、问题、前景”成了国家七·五重点研究课题之一。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共同开展了对全国百家私营企业的调查分析。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中共河北省委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农研室、民建中央研究室等等都对私营经济及其人士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88年6月在福州首次召开了“全国私营经济研讨会”，这次会议的研究成果也编辑成册出版。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两点共识。第一，私营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第二，私营企业主群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这些观点在党和国家的有关法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1987年中央5号文件明确提出对待私营企业的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又明确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