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1998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大决策。这项政策执行4年多来，对拉动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为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解决我国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

一 坚持并完善扩大内需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实施扩大内需政策4年多来，成效是显著的，我国经济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正在形成，但有待于巩固和提高；经济增长周期从下降转为回升的转折点已经出现，但尚处于整理阶段；经济运行的短期矛盾正在缓解，但长期矛盾正在加快暴露。

1.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偏低，总需求不足仍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①内生的经济增长率偏低。1998～2001年，我国GDP增速分别为7.8%、7.1%、8%和7.3%，而这4年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了经济增长1.5、2.0、1.7和1.8个百分点，扣除这一因素，经济自然增长率仅为6.3%、5.1%、6.3%和5.5%，预计2002年的增速为7.5%左右，扣除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拉动，内生的经济增长率仍在6%左右，实际增长率大大低于潜在的增长率（有关专家估计为8%左右）。

②内需不足仍是制约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最终消费率一般在70%左右，而我国只有60%左右，且呈逐步下降趋势。“六五”至“八五”时期，按支出法计算的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6.1%、63.4%和58.7%。近年来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下，虽有所回升，但主要是政府消费拉动所致，居民消费呈继续下降趋势。1998～2001年，最终消费率分别为58.1%、59.7%、60.8%和60.6%，4年间上升2.5个百分点，同期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分别为79.6%、79.1%、78.6%和77.7%，下降1.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47.9%下降到2001年的45%左右，下降近3个百分点。

近年来，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收入的增长很不平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高收入群体的较低消费倾向和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较弱，这是造成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是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垄断行业、特殊职业者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相对贫困化人口在不断增加。据民政部摸底调查，全国城镇应列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达1938万人，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5.8%，在个别老工业基地占20%左右，城市贫困人口中95%左右是下岗职工。一些下岗职工生活无着落、医疗无保障、孩子上学有困难，导致上访、静坐、堵塞交通、冲击政府机关甚至自杀的现象呈上升趋势。

二是农民返贫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在农村扶贫工作中取得的成效举世瞩目，但近年来随着农产品供求格局的变化，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减少，在一些干旱、受灾地区甚至出现缺粮现象。

三是城乡差距扩大。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化，二元经济分割严重，加上近年来农产品价格连续下滑，城乡收入水平差距逐步扩大。2001年与1997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3.2%，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2.9%。

在一定意义上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也是进行改革的必然结果之一，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也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产生社会动荡的程度。但收入差距拉大，对扩大内需的影响是深刻的。我国产业水平还比较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相对较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可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好地相适应，既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③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还有待巩固。尽管非国有经济投资出现了回升势头，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45.9%提高到2001年的52.7%，但稳定快速增长的机制尚有待巩固，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一是市场准入门槛过高，限制了非公有经济资本进入的广度和深度。据有关部门调查，由于部门、行业垄断和歧视性的准入政策、各种体制性政策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等原因，非公有投资在近30个产业面临实际上的限制障碍。二是融资渠道不畅。绝大部分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主要依靠非正规、小范围的借债集资或股权融资，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是服务体系很不健全。针对非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多达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