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各种经济指标、统计数据看，2000年中国经济实现超过8%的增长率似乎不应有疑问。宏观经济的拐点态势已成定局。总结成功之时，则发现支撑经济的无非是外贸、财政投资及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所以才会出现2000年1～8月企业利润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冶金、汽车等5个行业的现象。由此可见，财政、货币政策及外贸在2001年所发生的变化将直接导致GDP的涨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各行各业的经济效益。

200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势明显好于1999年，外贸出口甚至比1999年同期高30%，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11%，物价指数也出现多年少见的回升势头。2000年年初财政赤字1000亿，增强了国债对全年经济的拉动力，如果第四季度没有新举措（增加国债投资），可能出现经济回升势头的逆转，为保持经济增长则必须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到底。于是，管理部门认定这些成绩都归功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置疑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及空间的声音不绝于耳：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了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中央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高达62%），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贷款，加深了财政金融危机；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弱化，其“挤出效应”限制了总投资的进一步扩张，表现为政府部门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且收益稳定的行业大量投资，而大量民间投资却被严格排斥在外；国债投资往往硬性要求银行提供配套资金，致使银行压缩向其他投资主体的资金供应等。所以，以国内高负债（占GDP的40～50%）换取国内经济高增长成了改变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其结果是如果国债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便成为我们一两代人的沉重负担。

更重要的是，今后几年，中国还要有更大的财政负担，即银行的不良资产将以财政资助收场。目前银行坏账占银行总资产的25%。有预测说，面对“入世”冲击，为挽救这些银行，中国的国债有可能上升到GDP的50%。虽然中国设定债转股处理30%的不良债权，但据国外一些金融机构预测10%已是极限，其余90%的不良债权只能依赖财政投资消化。信达、东方、华融、长城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从1999年开始，以资产面额向4大商业银行承购3500亿元的不良资产，除财政部提供一家资产公司100亿元的资金外，其余都是由财政部以2.25%的利率发行10年期债券融资填充，这无疑是把赤字风暴到来的时间向后推，增强了危机的爆发力。此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现行税收政策的矛盾，即政府在增发国债的同时，还加大了税收的征管力度，在名义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税率大大提高，企业负担加重。近几年每年增发的1000亿国债产生的拉动效应被1000亿的新增税收抵消，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大打折扣。

鉴于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对宏观经济短期的拉动效应与长期的负效应，可以预测，2001年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从2002年开始，中国将再次实施紧缩财政。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在积极的货币扩张受制于商业银行“惜贷”之后的无奈之举。戴相龙之所以明确反对积极的货币政策，一个主要原因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M₁、M₂的乘数加大，分别达到1.53和4.03，具体说央行投放等量基础货币，2000年与1999年比，实际扩大货币量M₁、M₂分别多增13.3%和4%。这表明多年积蓄的货币能量释放出来形成了通胀的压力，而且如果M₁保持高增长（如第一季度M₁增速高达38%），流通速度加快，而实际总需求回升缓慢，名义总需求快于实际总需求，其结果就是可怕的“滞胀”，这不但使这些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一扫而光，还将使刚有起色的宏观经济政策再陷困境。

目前货币政策的情况是利率水平公认已到谷底，准备金率也低于《巴于塞尔协定》的8%，为5.8%。公开市场业务，央行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大量买进国债，却不敢轻易抛盘，否则将造成国债的信用危机。鉴于货币政策的尴尬，可以预测：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退热之后，货币政策仍难有积极表现，2001年的货币政策仍以稳健为主，考虑到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银根有可能适度收紧，而且“惜贷”现象仍难以扭转，毕竟25%的呆账还等着财政部投钱来顶。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处理中国现存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上效果有限，只能起到“强心剂”的作用，对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低水平产品的过剩，体制性障碍，市场竞争力不强，消费市场开拓的梗阻，以及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等矛盾，经济政策再“积极”也难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