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农业、农村的现状

80年代初，农村实行农庭承包制，农业连年丰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农民收入继续提高，但大部分仍以农业生产为主、特别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停滞。1979～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提高15.1%，1985～1988年增长幅度下降为5.1%，1989～1991年只有1.7%；1992～1996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收入增长又有提高。自1997年后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但市场价格这四年下降了30%以上，所以，以务农为主的中西部农民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1985年以后，农民负担逐渐加重。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从报表上看，各地农民负担都在纯收入的5%以下，而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比例。1997年以后，农民纯收入非但未增反而减少，而负担却越减越重。这几年农村干群矛盾紧张，社会冲突上升，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大量增加。有些地方农民私下办起了上访培训班。有的地区《上访须知》、《上访手册》广为流传。从农村消费来看，1997年以后，国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实际是扩而不动，70%的农民只购买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

农村乡（镇）村两级都普遍在负债运行，现在中西部地区和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地区，有的基层甚至要靠借高利贷维持。乡镇干部的工资不能按时发，乡镇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能按月发，一欠就是几个月、几年。

二、二元社会结构体制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农民致富

5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的“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基本格局目前并没有改变。在诸多方面，对城市、对市民是一种政策，对农村、对农民是另一种政策。同是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待遇却不一样。

1993年6月，国家进行新一轮经济调整，控制经济过热。1994年政府出台金融、财政、税收、外汇和外贸体制的改革。1996年全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仍保持经济增长9.6%的速度。接着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继续实行“双紧”政策。1998年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粮食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和粮食企业改革。这项改革难度很大，执行中遇到很多问题。

1998年出现全国性的通货紧缩，2/3的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物价下跌，销售困难，经济疲软，许多城市出台了限制用农民工的政策，清退农民工回乡。1998、1999两年约有2000万民工转回农村，而此时乡镇企业也受到很大冲击，产品销售困难，效益下降，有相当多的集体企业转制、倒闭，大批“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被迫返回农业。1997年全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首次下降到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9.9%，1999年因农民工向农业回流又恢复到50.1%。

90年代中期以后，在整个经济波动中，农民受到双重压力：一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业收入大幅减少；二是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使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而这些年，农业税收逐年增加，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农村的各项收费负担增加更多。

三、“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是造成农村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

综观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以来40多年的历史，在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农民和农村要向城市做出像统购一类的常规贡献；当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信贷等的政策倾斜，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和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1988年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整，经济天平还是向城市倾斜，使1989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少，第一次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纯收入实际增长为负数（-1.6%）。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这一次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保持了社会安定的状态，但农民却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做出了比前几次大得多的贡献。

社会指标体系中的痛苦指数包括两项内容，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各国的实践表明t如果这两项指数相加超过18%，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安定就会出问题。9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先后有上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登记失业率也每年上升，有些老工业基地下岗下失业人员超过10%，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