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表现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衡量，PP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分别为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为24430美元）的63.5%和40.9%；其中上海浦东1999年人均GDP为25472美元，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2%，世界第11位，高于丹麦人均水平。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小城市以及部分农村上中等收入较发达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世界是广大农村下中等收入或低收入较不发达地区；第四世界是如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边远地区极低收入贫困地区。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为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西部地区除了新疆之外，大部分地区位于世界140位之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表现为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是我们制定有效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的客观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也是中央决策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基本深层次背景。

本报告研究分析1978～200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变化特点和趋势；讨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之间的关系；提出缩小社会发展地区发展差距的基本思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地区相对差距变化

根据对1952～1992年期间各地区真实人均国民收入相对差异系数的计算，^[1]以及我们最近对于1978～1999年期间真实人均GDP最大最小系数、相对差异系数、加权相对差异系数、σ趋同系数和泰尔系数的研究，我们发现，建国以来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78年）是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阶段。1952年各地区（不包括西藏和海南）人均国民收入相对差异系数为60.48%，最大值地区（上海）与最小值地区（贵州）之比为6.93倍。若不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各地区人均国民收相对差异系数为36.89%，人均国民收入最大值（黑龙江）与最小值（贵州）之比为3.77倍。这表明，建国初期，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相对差距十分显著的国家，这是发动工业化时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也是后来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1952年以后地区差距呈现上升趋势，真实人均国民收入相对差异系数1978年达到136.58%。建国以后中国地区相对差距不断上升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工农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呈上升趋势，而人口和劳动力不能在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所以尽管国家通过计划调配资源实行均衡发展战略，仍出现了经济发展相对差距扩大趋势。这种情形直到1978年以后才发生重大变化，即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差距不同程度的缩小。

第二阶段（1978～1991年）是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阶段。1978年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为97.4%，而后不断下降，1985年为88.9%，1991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为81.9%，比1978年下降了15.5个百分点。加权相对差异系数则从1978年的80.3%下降到1991年的64.7%。各地区人均GDPσ系数也有类似变化趋势，1978年为0.553，到1990年降为0.519。最大最小指数从1978年的14.3下降到1991年的11.6。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0.105下降到1990年的0.091。五项指标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以不同指标衡量的地区差距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按非线性函数计算“趋同系数”（β）在1978～1985年期间为0.014，在1985～1990年期间为0.005，即各地区人均GDP每年趋同速度分别为1.4%和0.5%。这一时期城乡和工农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迅速下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对差距也在不断下降（但从1985年以后出现上升趋势），人口和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流动和转移，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