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它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协调的状况，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不和谐现象及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 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

为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本文选择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全面、概括地反映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度。

在1979～2004年的26年间，27个经济社会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速度为5.4%，各子系统指数上升最快的是人口素质递增6.0%，其次，经济效益递增5.8%，生活质量递增5.6%，社会结构递增3.8%。

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26年年均递减1.7%。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为2004年的36.4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0%；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1.6%和5.4%。2004年，交通、工伤、火灾死亡人数高达14.6万人，每10万人死亡率从1979年的4.4人增至11.3人，年均递减3.5%。

26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其中，逆指标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3.7%，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6.4%，农村贫困率递增1.1%，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8%。

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并且互相制约。如果贫困率上升、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就会直接导致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26年来，此两项指数互相影响，均呈现逆增长，直接影响了综合指数的增长。例如，26年间经济社会27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5.4%，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11项总共38项指标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4.3%，增幅降低了1.1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0%。其中，1991～2004年14年的影响度上升至30%。这充分表明，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详见附表1、附表2）。

二 在GDP总量中社会发展总支出速度慢、比例低

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不包括社会和集体个人投入。从历年看，虽然社会发展总支出的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其占GDP的比例却很低。在改革开放前，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费（包括科教文卫）占GDP的比例在3%左右，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4.6%，“七五”时期即降至4%。近几年比例有所提高，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达7491亿元，占GDP比例提高到5.5%，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上述支出中未包括社会保障支出。2004年，用于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费支出，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财政用于民政系统优抚、救济、福利等支出共计6715亿元，占GDP的4.9%，加上社会文教费大致为社会发展总支出，共计14206亿元，占GDP的10.4%，这个水平和比例还是很低的，人均只有1100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的高达90%左右。

中国的社会发展支出比例与世界各国比也是偏低的。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合计占GDP的比例，中国2003年为7%左右，低于美、法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占27%～10%的比例。

三 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低下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而获得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即投资率，在“六五”期间为25%，“九五”期间提高到36%，2003、2004年虽采取了调整措施，投资率仍提高至47.3%和51.5%。过热的投资引发了原材料、燃料的紧张，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据统计部门统计，历年累计库存已高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30%～40%，各地的房地产热造成房屋空置率高达26%，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仍然较高。

综合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是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和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这两项指标在26年中分别下降了48%和49%，平均每年递减2.5%和2.6%。1991～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递增21.5%，按可比价格计算递增15.3%，快于同期GDP递增9.7%的速度，使每百元投资新增的GDP由1980年的52.7元降至2004年的27.6元，降低了25元，如果2004年按1980年的投资效果系数计算，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