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夏之交，我们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灾害。

2003年4月20日，北京SARS疫情的真实情况在这一天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是北京最早投入一线的摄影记者。他不但进入早，而且接触距离近，拍摄的内容也比较完整，零距离地拍摄了从收治到救治以及濒危抢救的过程。

一 进入医治现场

媒体的反映是比较迟钝的，大部分媒体在4月20日之前都没有什么作为，这当然有客观的原因，但也存在主观上的麻痹。

贺延光那时最关心的也是伊拉克的战争，他一度在努力争取去伊拉克。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也都是在关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直到4月中旬，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尤其是在《面对面》节目里看到王志手持话筒深入到广州呼吸病研究所重症监护室，贺延光才意识到原来事态已经比较严重了，SARS已经来到跟前，已经有记者进入到一线了。

此时，北京各家媒体有了来自各方面抗击SARS消息的大篇幅报道，但缺少来自病区一线的第一手报道。绝大部分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都开始积极地联系采访，但在SARS病毒的传染规律还没有找到，防护手段也处于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北京市领导对新闻采访SARS是严格控制的。批准手续非常严格，而且规定记者一旦进入病区，就必须一个月后才可以出来。也就是说，工作半个月后，须再观察隔离半个月度过潜伏期后才能回到正常社会生活中。

贺延光也积极联系进入一线采访报道，报社领导在近百位记者中最终选定32岁的经济记者王尧和贺延光一同进驻地坛医院。当时地坛医院是首家专门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却基本没有媒体对其进行过报道。地坛医院提出的条件是，只能采访3天（后来在他们的坚持下，原本医院同意的3天采访时间变成了18天）、每天进病房不超过两个小时、费用自理。

2003年4月29日上午，在北京地区SARS高峰的日子，贺延光和王尧在护士的帮助下穿上双层防护服，手上戴上双层胶皮手套，头上戴双层帽子，脚上是双层鞋套，戴上护目镜，脸上戴着3层防护口罩（两层口罩，一层“猪嘴”），走进了地坛医院。贺延光背着一个很大的摄影包，他的照相机全部用软塑料包起来，只留出镜头、取景窗和数码显示窗。一条醒目的警戒飘带封住了地坛医院门口的道路，旁边站着几个戴口罩的警察和保安。原先员工可以走的通道已经被封住，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隔离病房。

每个病房都有一个小小的双层玻璃窗。从玻璃窗望进去，每个病房有两三张床。刚开始的时候，病人以为贺延光也是医生，有的病人神志虽然清醒，但已经不能说话了，可是企盼和无助的眼神在追逐着每一个身穿隔离服的医护人员，也包括贺延光。贺延光说这种眼神深深地刺伤了他，这种目光驱使着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和病魔殊死搏斗，这种目光也驱使着他争分夺秒地记录每一个难忘的瞬间，把这里发生的感人的一切传播出去，他说那是他惟一能做到的事情。

贺延光拍了20多年照片，第一次认不出眼前的拍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被防护服包得严严实实，只露着眼睛。^[1]所有进到病房里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大家看不到对方的任何痕迹。他们在照片里没有真实的容貌，读者看不出来。这是贺延光原来没有想到的。有的病人甚至连出院都不知道是谁救了他。有的病人康复出院后这样描述住院时他床前的白衣天使：我从没见过她们的容貌，她们从头到脚都被罩在防护服里，但从外形和声音中我能判断她们只有20多岁。我只能看到护目镜里那湿润的双眼，我觉得她们都很美。^[1]

二 用镜头记录生命

受众需要了解病房里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在大家普遍对SARS病毒缺少感知的情况下，记者进入一线采访报道，有助于减少对疫情的恐惧，同时也增加了抗击SARS战斗的透明度和认同度；另外，广大医护工作者在一线克服困难，舍生忘死地救治SARS病人的真实情况，应当为全社会所了解。反映这些事实，需要记者进入现场，目击最真实的场景，进行传递和展现，见证与记录人类与SARS的抗争。

摄影是文字的延伸，与文字相比，摄影具有最直接的震撼力。记者记录历史，除了通过文字，还需要通过摄影将公众最为关注和需要了解的信息用真实的现场照片传递给亿万读者。

对于SARS的摄影，应该注重从哪些方面来表现？贺延光认为，摄影记者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