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SARS，改变了中国很多的事情。它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反思；引起了人们对知情权的关注……媒体在这期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女士的话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SARS期间中国新闻界做了什么，人人心中一本账，历史最后会有公正的评判。”就在这一年，《财经》记者获得世卫组织全球记者研究奖学金，11月《财经》杂志还获得了美国国际调查新闻协会2003年度国际调查新闻荣誉提名奖，成为该奖项六名入围者中惟一的非英语媒体。回顾《财经》杂志在SARS前前后后的作为，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准确定位 积极预警

关于SARS的最早报道是《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新快报》在2003年2月10日对整个事件做的一个简单介绍。此时关于SARS的各种流言已经在广州满天飞。这天以后，关于广州发生病毒入侵的消息通过电话、短信、互联网被逐步放大、扭曲、发散到全国各地。2月11日上午，广州市政府、市卫生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广州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广东省卫生厅、市卫生局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天，各大媒体都有一篇相关报道。新闻报道的闸门由此打开。2月12日，各大报社、电视台、电台开始了关于“SARS”事件的新闻大战。

2003年2月20号《财经》报道了广东发生SARS的全过程，题为“‘SARS型肺炎事件’回放——从疫情初生到讳疾忌医到传言四起到信息披露的全过程”，在这篇调查性的报道之外，还发了一篇较长的分析性文章：《广东之疫——碰撞国家防疫体系》。该文章采访了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官员、中国在疾控方面的专家、世界卫生组织北京代表处，文章对广东SARS引发的中国疾控的缺陷有比较直接地触及，具有预警意义。《财经》作为一份金融类杂志为何对SARS这样的危机事件如此关心？从《财经》的编辑方针我们可以看出，《财经》关注转型期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公共政策领域。

当时的《财经》正准备按照原定计划出三、四月份的合刊。了解到SARS的情况之后，《财经》经过讨论，认为虽然SARS不是商业新闻，但基于几点理由：（1）它是不明原因的疾病，传染病直接关系到公众健康；（2）政府在传言扩散时才公开相关信息；（3）虽然已有控制，但引起了社会震荡，引起了人们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因此《财经》认为它是十分值得关注的突发事件。从2001～2002年，《财经》曾跟踪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做过很多报道，2002年5月份还就农村医疗体制做过重点报道。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财经》此后的种种报道题材的选择。

报道及时 视角独特

2月份之后，普通百姓以为SARS已经结束，开始将其淡忘。但在人代会期间，《财经》记者听说了广东仍有SARS，只是不让报道。同时派驻香港记者站的记者也发现香港人人戴口罩，香港当时的疫情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与之相邻的广州，媒体上却少有关于SARS的消息。《财经》记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看到了广东政府在3月26日承认了在2月28日广东已经有792例SARS病人。这比广东省政府于2月11日公布的305例已经多了一倍。《财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组织人员采访北京市卫生局、广东省卫生厅、世卫组织官员。由于信息不公开，当时的采访进行得非常困难，《财经》在卫生口没有专门的记者，各医院对SARS患者的真实数据也讳莫如深。关于广东的792例病例新华社没有发正式通告，各地方的报道也处理得相当低调，一些人也担心不让报道。《财经》经过研究认为这件事情不可能也不应当隐瞒，对它进行报道责无旁贷。媒体应当维护人们的知情权与生命权。

由于对整个事件介入得比较早，并一直组织人员进行报道，《财经》对4月份之后SARS在全国进一步流行显得从容了许多。于是抽调了10名记者分成三个小组专门负责报道SARS，分别报道北京的医院、科研机构、法律部门、SARS对经济影响的跟踪调查等等。于是有了名为《SARS：危险来自何方？》的一组出现在4月20日《财经》封面的报道。这是国内杂志中对SARS报道较早且报道较深的一个例子（详见附录一）。

也就是在4月20号，张文康、孟学农两位高官被撤职，表明政府决定以公开透明的态度对待疫情。这时的SARS也就成了各媒体关注的焦点。SARS疫情不断变化，信息的公开，可以报道的事情随之大增。如何在众多信息中做出选择？被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