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舆论监督的生命和根本力量所在。它是舆论监督最锐利的武器，也是舆论监督最坚实的盔甲。当舆论监督遭遇新闻官司和纠纷时，在多数情况下，能最有力保护记者和新闻单位的就是真实。但用什么来保护真实呢？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87年新中国第一起新闻官司到2001年6月，我国发生新闻官司1000多起，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报道失实”，而这些报道绝大部分是舆论监督稿件。

在这些案件中，新闻事实是否真实成了焦点，怎样证明真实？靠证据！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在法治社会，真实是需要证据的。在舆论监督中，新闻事实只有得到证据支持才有可能经过法庭认定而成为法律事实，只有新闻事实而没有证据，仍然会“寸步难行”。仔细分析败诉案件，我们会发现相当比例新闻官司是因为记者没有在采访期间搜集到足够证据而采访结束之后无法再行收集或者收集证据不合法而没有被法庭采信而输掉了官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笔者以为，在舆论监督采访中树立正确、合法的证据提取意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舆论监督采访中，记者应该“留个心眼儿”，按照法律允许的方法搜集、保存法律承认的材料，作为合法证据的材料，使重要新闻事实证据化。

在采访中，记者如果收集到足够证据便可以坦然面对任何官司和纠纷。有人认为，为了“避免新闻官司”，“用词时宁肯择轻，不宜用重”，“早登道歉声明，争取主动”，“能和解就和解”。笔者以为，这种消极的应对策略大可不必采取，只要手中有足够证据，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别人爱告就去告。有多年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也认为：“根据多年当记者的经验，我认为这（收集证据）是搞好舆论监督、避免新闻官司的立足之本。”如某医院曾状告《湖北法制报》侵害名誉权，在编发这篇稿件时该报就掌握六七件证据：有关部门的“医疗事故鉴定书”、“法医鉴定书”、死者家属写给有关部门的材料、死者家属追记的某法医谈话纪要等多项证据。当《湖北法制报》接到法院应诉通知书后，有关人员没有慌张，也没有四处再去像重新采访一样去取证，判决结果也是不言自明的。收集证据必须在采访中收集吗？当然不是。诉讼发生后，积极收集证据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证据的收集在采访结束后可能特别费力甚至是不可能的。1991年，《海峡都市报》因报道某酒店存在“色情服务”被告上法庭，当偷拍偷录的证据被法庭不予采信后无法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时，因为这时再也没有其他方法收集证据，结果败诉。在实践中，有很多证据事后虽然还能够收集，但此时收集费时费力，很多记者对此叫苦不迭，如果收集证据的工作和采访重叠起来，就会省去很多麻烦。

在采访中记者收集到足够证据，不但可以保证新闻事实在诉讼中成为法律事实，还可以有效保证稿件的新闻真实。新闻事实证据化要求稿件中的事实和评论都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证据上，至少重要的新闻事实和评论应该如此，这样就可以促使记者深入采访、细致采访，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把新闻事实证据化还要求记者在行文时要客观，有一的证据说一，有二的证据说二，避免了各种任意夸大和“合理想像”。如把某明星数额不大的偷税漏税行为说成“偷税漏税上百万”；把某公司非法经营牟利50万元说成“700万”，如果记者有少许的证据意识，这些失实之处就可以避免。

这种把新闻事实尽量证据化的要求还有利于上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领导把关。如果把新闻事实尽量证据化，主管领导只需查看记者搜集到的证据就可以进行基本的事实判断并决策，这对提高舆论监督的水平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怎样收集证据呢？也就是按照什么规则和采集什么形式的材料才被法律承认为证据？我国法律虽然规定新闻报道能够构成刑事案件，但新闻官司绝大多数属于民事案件，我国司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本文只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讨论证据问题。

舆论监督的采访在形式上很像公安部门的侦察活动。如果记者在采访中留个“心眼儿”——按照法律允许并承认的一定规则采集一定形式的材料，也就是采集法律承认的材料，很多材料本身就是证据。也可以说，收集证据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访的过程。

收集证据首先要注意证据的三个性质，证据具有证明能力须具备三个性质：客观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