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时期舆论监督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有了很大改善

舆论监督的生存空间是指舆论监督可能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亦即社会（特别是政府）对各种舆论建议和批评的宽容度；舆论监督的生态环境则是指舆论气候、舆论氛围，亦即舆论监督存在的实际状况，其中包括舆论监督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外部多维复杂环境及媒介自身环境因素。^[1]

新闻舆论监督在我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在起步很晚的情况下，仍然有了很大发展，究其原因，是在党的领导和重视下，我国民主空气渐次浓厚，新闻舆论监督的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邓小平指出，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2]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个方面监督的有效途径。江泽民也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积极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舆论监督。^[3]不仅如此，新闻舆论监督还直接写入了有关文件。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舆论监督都得到了强调。

（2）人民群众支持新闻舆论监督的热情空前高涨。党和政府的重视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填充了底气，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来说更是巨大的推动力量。舆论监督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说到底反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为老百姓争讨说法。新闻媒介通过公开形式进行的监督，虽然并非权力型的监督，不能对被批评者直接惩处，但它可以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迫使被批评者服从既定规范。

（3）新闻单位总结经验，强化了新闻舆论监督工作。舆论监督的发展与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新闻从业者积极实践，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搭桥架梁”，群众的呼声得到反映，新闻媒介重塑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毁之殆尽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开拓了新闻事业的新局面。

再看舆论监督空间的拓展。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空间日益拓展，监督职能日益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了从批评报道到舆论监督的转变。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在实际操作层面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者的性质是有原则区别的。一般说来，新闻批评是“上对下”，其行为主体是领导机关或领导人；而舆论监督是“下对上”，其行为主体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从新闻批评到舆论监督，不仅仅是词语上的转换，而是实现了新闻媒体职能的重大转变。今天的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的声音。此外，舆论监督的形式不再主要是揭露批判式，更多的是与人为善的、团结教育式的。

（2）舆论监督的范围不断扩大。尽管目前舆论监督的空间还比较狭小，但和过去相比，还是有了较大拓展。从政治到经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社会的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舆论监督都有所涉足。因言定罪，不允许对各级党和政府制定的具体政策进行讨论和质疑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3）舆论监督的后续报道得到加强。注重舆论监督的后续报道，关注问题的解决情况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所在，也是舆论监督效果的集中体现。新闻媒介开始有意识地注重舆论监督的后续报道是近几年的事，而且还不成规模，大量舆论监督类报道仍然是有头无尾。但万事开头难，在这方面有了这个好的开头，“风吹百叶鸣”，^[4]我国的舆论监督工作定会更上一层楼。

二 舆论监督的“盲点”、“难点”和“污区”

舆论监督重要，这个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但涉及到具体事情，一些利益关系的纠缠使得具体的监督又总是大大滞后于思想上的认识，形成了一道“只鸣锣不开道”的“独特景观”，^[5]致使舆论监督好比拿钝斧头拓地，费时不少，效果却不十分理想。

总的看来，现阶段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所缺失：

一是“皇城根下不动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者迫于压力，中国媒体练就的是一双“远视眼”，对本地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装聋作哑，或者迫于各方面压力对事件放一通“马后炮”。南丹事件不就是首先由《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的四位记者披露，而在此之前，当地媒体装聋作哑，甚至百般遮盖吗？2001年湖北武汉体育彩票事件，也是在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