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危机是“一种能够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威胁的、特殊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危机一般地被认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学者们在阐述危机概念时，都强调了危机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同时，危机传播状态的存在，肯定会使组织制度的重要价值的秩序受到严重威胁。^[1]在危机事件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危机前期的预警、有关危机充分准确的信息沟通、危机过程中的舆论引导和危机事件的全面详尽记录。作为一次社会危机，“非典”是一起典型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这既关系到社会的健康传播机制在危机时刻的作用如何发挥，也关系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健康传播功能在社会健康促进方面长期潜在的作用。这其中媒介-政府组织-公众之间的互动值得认真反思。

所谓健康传播，指的是以大众媒介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2]20世纪70年代初，以“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为开端，美国的医学专家和传播学者一起，大力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促进和推广运动，并从中发掘出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健康推广中的重要作用和良好效果。现代健康传播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公众的瞩目。这个领域包含了从大众媒介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普及公众健康知识、到针对特殊健康问题的社会观念促进以及推动政府健康政策制订等多方面的内容。有研究者把健康传播运动视为医学研究成果与大众的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结。^[3]不论这一看法是否能获得普遍认同，但至少公众有理由对健康传播的社会作用有所期待——专家认为，许多疾病患者，只要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方式略做调整和改变，就完全有可能预防疾病避免死亡；而媒介恰好可以通过传播适当的信息来改变公众的对待疾病和自身生活方式的态度乃至行为。

近年来国外健康传播研究领域，主要的关注点是在以艾滋病预防为主的疾病预防，以及药物滥用预防（吸毒现象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戒烟等内容方面。研究表明，大众媒介被认为是向公众传递健康信息最有效的渠道，同时大众媒介也担负着监测环境、提供健康信息预警的社会责任。尤其当重大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人们通常涌向具有权威性的大众媒介进行信息求证，寻求安全感。在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健康信息的发布和控制被认为是拥有决定性影响的环节。近年来随着那些危害巨大、不可治愈的传染病如艾滋病的传播，以及随着新型病毒抗药性的上升和部分疾病治疗困难加大，公众疾病预防在整个健康体系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个预防过程中正确及时的信息传递是控制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关键所在，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事关生死的重要角色。同时研究者还指出，政府通过传递相关的健康资讯，同时也在建构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于这些健康问题的看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影响甚至比通过专业院校的健康教育还要深刻。这种社会意涵的赋予功能在如何看待吸毒人群和艾滋病患者的问题上尤为突出。另外，针对政府在传染病疫情报告中的行为，研究者强调要想有效地预防疾病则政府有责任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如果政府有意误导公众，如发表错误的声明、或过分渲染科学成果、或隐瞒疫情信息和信息源，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会直接损伤社会大众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将损伤公众和政府的关系。^[4]

如果以西方健康传播的现有成果来比照中国大众媒介在同样领域的表现，我们很容易发现，一方面，如艾滋病和药物滥用预防这一类在西方健康传播中最重要的话题，往往因为其涉及社会问题的“负面”作用，在中国新闻媒介报道中一向非常“敏感”，政府与媒介组织的双重过滤使得这一类话题在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上存在很大缺憾，也在客观上影响到媒介担负起对全社会进行健康教育的功能和责任。尽管有媒介报道称，根据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公众对于艾滋病相关信息的了解95%来自大众传媒。^[5]但曾有研究者以麻醉品滥用为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新民晚报》这份在上海地区订阅量最高的“亲民报纸”上，从连续15年的样本来看，只有在6月26日“国际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