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毫不怀疑，今天，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有关社会事件的学理探索大多可能始自传播、并最终回到传播。作为一种基因序列大约在29736或29727个核甘酸的冠状病毒，SARS首先是一个医学问题；然而，它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却引发了极为复杂的、横跨多学科的思想挑战，包括我们这里将要述及的对于中国传媒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传播学思考。

追本求源，SARS危机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始自2003年2月8日的一条手机短信：“广州发生致命流感”。当这条只有8个汉字的短信以每天递增100万～500万条的速度悄悄在南方蔓延时，作为新兴传播势力的网络传媒迅速介入，通过非主流的民间网络信息发布的推波助澜，推动了富有影响力的传统传媒对SARS事件发出了迟到的、但却嘈杂而响亮的声音。从此，自2002年年末以来深藏地下的SARS医学事件开始成为一个公共事件，蔓延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言的传播在SARS危机事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并且其影响覆盖于事件的全过程。无论是对于传播学学理探讨，还是对于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研究而言，SARS危机事件中的流言传播现象都是一个难得的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经验资料：（1）作者所参与的两次主题为“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的有关舆情民意的跨学科调查（以下简称“南大调查”）。^[1]其中，两次调查分别于2003年5月1～6日和5月23～25日进行，为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2064户居民所做的电话问卷调查（通过当地局号随机生成电话号码方法抽取调查样本，每次每座城市电话问卷调查超过200户居民）。（2）同期所进行的跨学科专家访谈，该访谈执行于2003年5月2日至5月18日，涉及六城市、15所高校和科研院所、7种人文社会学科领域、25位学者（包括新闻学与传播学界5人，社会学界8人，心理学界4人，政治学与法学界4人，经济学界4人）。（3）SARS时期的传媒报道。

一 流言兴灭的主因与压力时程

2002年年底，广东省部分地区先后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从2003年1月12日起，个别外地危重病人转送到广州地区大型医院治疗。1月15日，广东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接治了两名患者，经各大医院专家会诊，初步诊断为非典型肺炎。随后，广州、佛山、东莞、中山其他一些地区也陆续发现这种病例。当时，有专家指出，该病有较强的传染性，可通过短距离飞沫、接触呼吸道分泌物或空气等途径传播，需做好防护隔离工作。但是，显然这一重要的、攸关利害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领导层重视，更没有在媒体上予以正式传播。直到春节前后，广州地区亦开始出现本地病例（截至2月11日，广州市共发现100多例该类病例）。在此期间，当地各大媒介新闻仍然毫无表现。2月8日中午起，“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信息开始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等形式传播。广东移动的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显示为：2月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与此同时，在数十小时里，一些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霍乱。^[2]

“南大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五大城市的民众中，有超过40%被调查居民并不是从官方媒体、而是通过流言途径最先知道SARS有关信息的，其中，在官方公开疫情前SARS疫情已蔓延开来的广州，有近60%的被访问者是从非正规传播渠道最先得知有关SARS的流言信息，几乎是重庆相应比例（29.4%）的2倍（表1）。

表1 五城市SARS流言的传播程度（Pearson Chi-Square＝44.794，df＝8，p=0.000）

汉语中的“流言”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对应于英文的“rumor”或“gossip”，实际上涵盖了传闻、流言以及谣言等含义，彼得森和吉斯特在《谣言和舆论》中对“rumor”的定义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3]SARS事件的最初进程表明，当面临突发性灾难事件时，如果没有权威媒体承担信息传播的责任，那么民间的和地下的传播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当疫区的民众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能给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主流传媒却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没有任何回应时，关于广州发生病毒入侵的信息才通过电话、短信、BBS等非主流信道被逐步放大、扭曲，并以流言的面目发散到全国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民众的信息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我们至今尚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