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按照一般的传播学原理，传播学研究的是人类的传播现象，其类型可分为人的自我传播（又称人的体内传播）^[1]、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四大领域。这种划分方式是以传播的范围、规模为据，其排列自左至右，依次放大。^[2]这种理论的假设有一定合理性，但缺陷在于后三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定，尤其在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这两种传播类型之间，很难说人际传播的规模、范围就一定比组织传播小，同样也很难断言组织传播的规模、范围要比人际传播来得大，这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与这种模糊性相反，大众传播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而言，区分都是明显的，这就引发我们进行思考，可否把人际传播、组织传播都归为一类——“小众传播”，以此和大众传播相区分。如表格所示为大众传播和小众传播特点的区分：

表1 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的特征

这种区分没有提到传播学经典的“5W”理论中的媒介和效果因素。在一般意义上，大众传播主要借助“大众媒介”——电视、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影进行传播；小众传播则通过演讲、对话、通信、写材料等形式进行。两者的区分很明显。但这种理论的清晰性却随着现代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模糊起来，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可以成为大众传播的媒介，它也可以同样成为小众传播的工具。而在传播效果上，尽管一般可以说大众传播要强于小众传播，但具体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上，小众传播却反过来会影响、甚至颠覆大众传播，这就是说往往大众传播不大而小众传播却很大。因此在我们看来，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不是主体与补充的关系，两者更像是并列与依存的关系，它们同时构成了传播场的阴阳两极。所谓传播场，是指信息传播者通过媒介发出信息，信息通过媒介传播后的所形成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所以传播场是以传播者为中心，依靠传播效果构建而成，既与传播者有关又与传播效果有关。

按照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社会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由其自身“游戏规则”支配的半自主场域组成，它们提供各自独特的交换与获得的机制，构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4]在这样一种思考下，我们引入几何学中两圆关系的四种模型，把大众传播和小众传播看作整个传播场中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场域”核心。只不过“场域”是带有边际性即范围，“场”是无限发散的但也是有作用强弱范围的，近中心者强、远中心者弱。信息在大众传播场域的作用范围内能够独立地流通，但同时遭遇小众传播场域的发散力的影响，必然会与小众传播场域的作用范围发生各种形式的联系；相反信息在小众传播场域的作用范围内独立地流通，当遭遇大众传播场域的影响，也会与大众传播场域的作用范围产生关联。两个场域的相互作用一定会影响或者改变信息传播的轨迹和传播场的作用形态，甚至会影响受众及其受众对两种信息传播场域的再选择。

二 初步的分析

理论的假设依赖于对现实案例的合理分析。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发生在中国的“非典”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观察信息在传播场的流通以及对传播场的稳定性如何发生影响的典型案例。依照传播场的结构变化，我们把这一事件的信息传播分为相离、相接、相交三个阶段。

（一）相离模式——不稳定

2002年底，在广东佛山地区出现了具有肺炎症状的病例，感染性极强，医务人员也遭受到感染。由于致病原因不明，且无官方消息予以证实此事，流言开始传播开来，说该地正遭受不明病毒袭击，传染性极强，且致人死亡。后离广州不远的中山也出现此病毒，且有七八名医护人员被感染。2003年1月，在种种流言的推动下，河源和中山的市民们开始抢购抗生素等药品。由于中山市距广州仅86公里，广东出现不明传染病这一信息很快在广州市流传开来。

由于这一消息并无官方消息的佐证，人们开始对这种疾病进行各种各样的私下猜测：禽流感、鼠疫、炭疽等。由于其时正值春节，大家纷纷访亲问友，在大众传播缺席的环境下，小众传播的效率和速度发挥到了极致，为该信息的流传和蔓延提供了最佳的温床。春节后上班，“后知后觉”的人们发现广州市场上抗病毒、防感冒的药物异常脱销，2月8日，一条“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开始在人群中相传。广东移动的短消息流量数据表明了这一消息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