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美伊战争的硝烟未散，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国称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突如其来，悄无声息而又杀气腾腾地迅速蔓延，掀起了全球恐慌，给人类一个措手不及。经过几个月的全球联合奋战，疫情终于得到了控制。迄今为止，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始终不敢放松警惕，从未放弃过对疫情的监控以及对疫苗的研制。虽然至今还没有疫苗研制成功或SARS病毒彻底消失的消息，但是人类至少已经对这个最初被认为是神秘杀手的未知病症有了相当的了解，以及能够作出相应的有效防护措施了。

SARS给全球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时代》周刊（Time）对中国“非典”疫情的披露，恐怕公众就无法认识到这种烈性传染病蔓延开来的严重性，也就不会有全球范围内对SARS病毒的大举歼灭，恐怕也就不会有中国政府积极改变措施奋力迎战“非典”，扭转了整体事态的良好局面。

一 《时代》周刊与SARS的渊源

早在2002年11月，广东省就发现首例SARS病人，2003年初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已经在广州等大城市肆虐并随后波及香港等地，其后，北京于2003年3月至4月间爆发了SARS的大面积流行，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份紧随其后。但是在这期间，我国现代化的新闻传媒系统面对疫情所发出的声音相当微弱，公众没有得到及时的警告和足够的防治知识，这种情况下，流言和病毒同时开始大规模散播。

变化始于2003年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名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全球对中国疫情数字的怀疑。报道引用了北京301医院一个老军医蒋彦永的署名信，说仅他知道一家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然而就在他写信的时候（4月3日），时任卫生部官员还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病人，死亡3例，并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非常有信心能够完全控制疫情”，“北京是安全的”等等。蒋彦永在信中直斥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说假话”。^[1]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指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调查之后，专家们表示，北京的军队医院并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公布其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还禁止对外公布这些病例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北京的“非典”病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事实上，早在2003年3月24日，《时代》周刊就刊发文章《下一步是什么？肺炎杀手》（“What Next？Killer Pneumonia”）提醒公众，并正式给出这种疾病的名字。文中称要“警惕一种正在被旅客们通过飞机快速传播的、致命的、高传染率的肺炎”，“这种疾病的一些症状是高烧，咳嗽，呼吸急促，但是因为它对抗生素和抗过滤性病原体没有反应，医生不能很快判断出致病原因。因此，现在他们称呼这种病为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科学家们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变异的更加恶性的细菌或病毒”。^[2]

其后，《时代》周刊虽然没有间断对美伊战争的大量报道，但同时也一直坚持给SARS报道以相当的篇幅，尽可能迅速而详尽地公布最新疫情和各类数据：

4月7日，《时代》有报道称在已经有400名SARS病例的香港，橄榄球比赛得到当局的默许正常举行，观众多达两万五千人，并且相当一部分观众不愿意戴口罩。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橄榄球1，SARS 0》（“RUGBY1，DISEASE0”），意指在橄榄球赛和SARS疫情的较量中，橄榄球赛胜出。

4月8日，《时代》公开蒋彦永医生的信，真相大白，全世界的视线全部转到SARS疫情上来，中国政府转变态度，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等一批高官被解除职务，疫情信息开始公开，事件得到整体扭转。

4月14日，一篇《SARS会袭来吗？》（“WILL SARS STRIKE HERE？”）提醒美国人民虽然美国没有死亡病例，但国家仍然处于SARS的威胁之下。报道还称“如果不是中国政府保密，卫生部的官员会更早行动。”

4月21日，《揭开中国萨斯病危机的面纱》（“Unmasking a Crisis”）中，第一句就是“在SARS在中国肆虐之时，官员们似乎更热衷于挽回面子，而不是拯救生命”。《时代》的记者亲自走进北京市佑安医院的病房，采访了病人和护士。报道从政府根源以及客观条件限制等方面分析SARS病毒传播的原因。

4月28日，《时代》在报道《藏匿病人》中介绍，在世界卫生组织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