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青年参考》报上一篇关于武汉女大学生色情交易的调查性报道《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一文因其披露材料的耸人听闻，成为媒体人关注的焦点。不久之后，发表该报道的《青年参考》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进行了道歉，称该篇报道内容严重失实，特别是关于“湖北高校女生8%～10%存在卖淫现象，25%从事陪侍活动”的内容，没有任何根据，这严重伤害了湖北省高校女大学生的感情，损害了大学生形象。对此，特向湖北省教育部门和广大读者表示诚挚的歉意。但进行此一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杰人则在报社的内部网页上坚称，该报道没有失实，为了证明报道所言不虚，陈杰人还将报道中所涉及的当事人女大学生的姓名、所在学校、院系等一一列出。此文一经公开，又再次引起了网络上激烈的抨击。

由于多年从事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工作，笔者在关注这一事件发展的同时，对于引起争论的首篇调查性报道中一些技术性问题的探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领域记者能否涉足？怎么样才能免于子虚乌有的指责？怎么写才能既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同时又能够准确披露不良的社会现象？我个人以为，这样的个案讨论，对于国内媒体及记者改善自己的调查性报道的技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关于陈杰人报道的争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报道中一例引起极大争议的数字，即所谓“湖北高校女生8%～10%存在卖淫现象，25%从事陪侍活动”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来自报道中的一位自称女大学生的女子。对该数字的质疑集中于两点：（1）记者是否应该“购买”当事人的证词？（2）这样的数字，没有可资佐证的相应资料，能否使用？如何使用？

在陈杰人就此所作的辩解中，他说：“说到比例问题，现在看来，这是稿子中的软肋，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证实，包括警方也不可能证实。不过我认为，虽然我仍然对赵所说的比例不完全认可，但我觉得她说的话有道理，在无法证实的情况下，我采用直接引语，将她的话引述出来，也并无大错。首先，这样做符合新闻客观性原则，人家说什么，我就记录什么，我不可能去篡改她的话，如果那样，才是真正的假新闻；其次，我本人没有在文中任何地方表示对这个比例的肯定或相信，所以赵的观点，并不代表文章的观点；再次，我曾经在和赵谈话的第二天，试图引发其他学生对这个比例的看法和立场，可惜，我在湖北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随即采访的两个女生，都对这个比例表示‘我不想说’、‘我不知道’。”

笔者以为，这样的两点争议以及记者的辩解，在当前对于调查性报道以至整个新闻采写理论的理解中，都颇具代表性。对其作出深入的探讨，有利于媒体在进行调查性报道时避免失误。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在任何时候“购买”当事人或线人的证词，都是违背新闻伦理的。近年来，不少地方媒体使出了“有奖征集新闻线索”这一招，更以“百元起步，大奖千元”为招徕口号，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独家的调查性报道线索，也因此而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新闻职业线人”，依靠为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为生——其实质则是新闻媒体有偿购买新闻线索，在西方国家，它们被称为“支票簿新闻”。“支票簿新闻”在软性新闻中已经变得极其普遍，例如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就把他们豪华婚礼的独家报道权卖给了某家杂志；在某些重大事件中，我们也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媒体为争夺独家报道权而支付大额现金的手法——例如，在O.J.辛普森案件中，一些报纸付费给潜在的证人，但最终，法庭放弃了对他们的传唤，因为法官担心，他们的证词已经受到了金钱的玷污。一些媒体对于用金钱买来的新闻遮遮掩掩，而另一些则争辩说，为一条重大新闻而付费是值得的。但是，在调查性报道中，有一点毫无疑问：如果新闻来源是因为金钱而爆料给媒体，则他们也就很可能为了获得这笔钱而夸大其词甚至说谎。

美国《新闻周刊》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一名记者在调查艾滋病的扩散问题时，支付了60美元给一个妓女，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但是当警方为防止传染而对她进行调查时，这名妓女改变了自己的说法。她承认，自己是为了尽快拿到钱购买海洛因而向记者撒谎的。这使得《新闻周刊》感到非常狼狈。可见，在本来就充满了谎言的调查过程中，如果不坚守职业道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