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卷设计说明

为了全面考察2011年度上海市依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调研组共设计了12个问题，每两题为一组，测试内容涉及制度健全度、公众参与度、信息透明度、行为规范度、高效便民度、行为可问责度六个方面。在三级指标选择上（“依法行政工作”为整个问卷的二级指标），我们与《上海市依法行政状况报告（2004～2009）》所设指标保持一致。一方面是因为“白皮书”的六项指标较好地遵循了全面性、典型性与可评价性的原则，大致可以完整反映当前依法行政的状况；另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相同指标的两次测评可以起到相互印证或校正的作用，甚至能够直接看出依法行政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即2004～2009年与2011年全年这两个时段的比较），从而判断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

依法行政部分的测试问题对应问卷Q18至Q29。

Q18和Q19的设置目的在于考察上海市各级政府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工作的成败，也就是制度建设（抽象行政行为）的健全程度，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条件。为了作出更准确的分析，我们对其设置了若干分解题。

Q20和Q21主要用于考察政府利用网络和听证会征集民意的情况，也就是公众参与行政过程的广度及深度。它对于保障行政机关民主立法、民主决策，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增进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Q22和Q23意图考察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和应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两种情况，由此反映上海在政务公开方面的透明程度。

Q24和Q25分别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考察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程度。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适用法律管理社会的行为，它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具有直接性、重大性，其表现的优劣也较为直观，成为各级行政机关尤其是基层政府部门坚持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

Q26和Q27分别考察行政机关在行政效率和便利程度上的作为，即高效便民程度。在服务政府的理念下，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产品质量，这也是提高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方面。

Q28和Q29分别考察违法行政行为被有效纠错以及具有行政过错的公务员被问责的情况。前者针对的是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后者针对的是有责任的公务员个人，两方面共同反映了责任政府的建设状况。

该部分问题的逻辑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依法行政问题的逻辑结构

二 问卷统计结果及分析

对本部分问卷统计结果的分析将采用逐条解释的方法。调研组在观察三类受访群体以及不同专业人士群体的满意度结果差异后，将客观总结出特征和趋势，并力图解释产生评价差别的可能原因，同时还会介绍行政机关在该方面的实际做法，以供读者“自由心证”上海依法行政的状况。毕竟每类受访对象基于各自的身份角色和认知水平，会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看法，难免有“盲人摸象”的缺陷，调研组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读者作出更加独立、公允的判断提供更多的依据。

值得说明的是，调研组将把市民、律师、专业人士的满意度统计数据分题制作成表格，以供读者对照阅读。同时，我们也对专业人士按问卷发放单位作了区分统计，但限于篇幅，故不作完整呈现，只在有分析需要时，以文字形式加以公布和说明。在做亚群体分析时，我们并非对他们进行逐个对比，因为在某些问题上，有些亚群体的看法并不“专业”，例如检察官在刑事司法领域是专家，而此领域只适用法律，不会用到行政规范，因而检察官对行政规范的评价只能是抽象和模糊的，我们就不单独抽取加以分析。基于此，我们认为有三个亚群体对依法行政工作的评价最值得关注，分别是法制办工作人员、法官、人大机关工作人员。

（一）制度健全度

Q18主要是让受访者对已制定的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静态状况作评价，分别从规范协调（Q18.1）、文本质量（Q18.2）、满足需求（Q18.3）三个方面加以提问（见表1、表2、表3）；Q19是让受访者对规范的修改和废止的动态情况作评价，分别从规范的稳定性（Q19.1）和适应性（Q19.2）两个方面加以提问（见表4、表5）。

表1 行政规范的协调性

本题的正面评价中，市民占比最高，专业人士次之，律师最低；负面评价中，市民占比极低，律师和专业人士较高（见表1）。这可能和律师的职业特性有关，因为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会查询可能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