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抛出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纲领。正是这一纲领的贯彻实施，引发了社会动乱，使苏共和苏联双双走上了覆灭之路。戈氏的思想和路线给苏联人民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然而时过近20年的今天，我国一些学者却重拾戈氏牙慧，提出中国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主张的性质、动机乃至其可能的后果，有必要对戈氏当年这一政纲的来龙去脉做些回顾。

一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联国内外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

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纲，是在苏联国内外政治经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从国内来看，由于经济改革长期推不动，不见成效，以及军备竞赛等方面的原因，苏联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民经济由昔日的高速增长变为停滞，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竞赛由明显优势变为劣势。因此，如何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发展，成了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戈氏上台后，摆出了一副雷厉风行、励精图治的架势。他提出国民经济“加速战略”，宣称要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尽快摆脱停滞。但实际上，戈氏等人在经济改革方面，除拼凑了一个华而不实的方案之外，并没有采取多少可行的举措。更为严重的是，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戈氏等人不是带领全党进行改革攻关，而是知难而退，丢下业已开始的经济改革，去开展所谓彻底的、根本的政治改革。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可以说是戈氏改革思想和苏共改革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戈氏曾主张集中精力进行经济改革，但在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的鼓动下，戈氏很快改变了态度。雅氏等人认为，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要想推动经济改革，加速经济发展，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公开性”和“民主化”。戈氏在全会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按照雅、谢等人的主张拟定的。报告声称，苏联已经“形成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限制进步改造的某种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挥职能方面的严重缺点，在于陈旧的、有时是不符现实的政治方针和理论方针”。因此，“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头等任务”。同年11月，戈氏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该书宣扬公开性和民主化，说什么“没有公开性就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

戈氏等人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口号尽管当时还打着社会主义乃至列宁的旗号，实际上成了鼓动反动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号角。在这些口号煽惑下，不仅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纷纷亮相，而且各式各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民主派”组织大量涌现，其气焰越来越嚣张。在一些“民主集会”上，有人公然喊出了“粉碎党阀”、“消灭黑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打倒苏维埃帝国”之类的反动口号。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戈氏等人不但没有加以制止和反击，反而听之任之，实际上是与之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在党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推动、挟持下，戈氏等人进一步加速了“政治改革”的步伐。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氏提出了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并抛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模式。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氏等人又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苏共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经济全面改革的总纲领。

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共党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在其形成过程中，国际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首先表现为，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迎合、取悦国际资产阶级和反苏反共势力而提出的。戈氏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苏联过去在国际关系方面所坚持的阶级观念业已陈腐，应该代之以“全人类价值观”，“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改革就是“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