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瑞典模式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认为它所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的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不仅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而且其经验具有普适价值，是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活着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他们的主观想象。实际情况是：瑞典模式所实行的“福利社会主义”虽然从一开始就把福利政策当成了社会主义，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它并没有消灭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系列弊端，因而随着“福利社会主义”的局限和弊端的凸现，其性质就遭到人们越来越严重的质疑。正因为这样，瑞典模式就进入到它的第二个阶段：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对瑞典模式进行重新概括的“职能社会主义”。但由于“职能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无非只是对瑞典模式传统理论的不同表述，而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福利社会主义”所固有的种种弊端，这就使瑞典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催生了以20世纪80年代初瑞典议会通过建立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为标志的“基金社会主义”。作为瑞典模式第三阶段的“基金社会主义”企图对私有制有所触动，从而促使资产阶级各集团联合起来，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发动反攻，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却因为在意识形态上和纲领上、在政治战略上都没有做好向私有制提出认真挑战的准备，因而终于没有逃脱连议会通过了的法案都被资产阶级所推倒、“基金社会主义”遭到废弃的厄运。

这样，瑞典模式在经历了74年（社会民主党在这个过程中累计执政65年）三个阶段的发展以后，就只留下了福利社会及其弊端。瑞典模式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曾经推动了瑞典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高度工业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的发达国家，但在冷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一轮经济自由主义大潮、新兴产业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等等，都在冲击和挑战着这种福利模式，使它的弊端越来越凸现出来：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缺乏对工作的激励机制和对创业精神的鼓励，严重挫伤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企业主的投资积极性。按照税法规定，工人要交的所得税占工资的30%～35%，加班和兼职的收入纳税率达50%，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增加到75%，结果一方面是某些行业中每天的旷工人数达到全部劳动力的25%，另一方面又使许多人宁愿在家里依靠政府的救济金过活也不愿出去工作；瑞典的移民政策也鼓励移民享受政府的补贴而不出去工作，而且补贴的数额还超过清洁工、手艺人、民工的劳动收入和所得，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矛盾。瑞典的高税收政策还导致其国际竞争力逐年下降：从2000年前的世界排名第9，降至2000年的排名第11、2005年的排名第14。与此同时，瑞典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据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公布的数据，失业率为6%，而据联合阵线计算，将提前退休者、长期病假者、正在接受培训者都计算在内，失业者将达劳动力的17%。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在2006年的大选中，瑞典社会民主党仅获得35.2%的选民支持，比上届下降了4.7%，在议会中仅获130个议席（在上届获144个议席），从而又一次失去了执政地位，并使瑞典进一步打算放弃原先的福利模式。据瑞典北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称，早在20世纪9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就大幅削减了公共部门，并决定取消遗产税；现在，随着税额已经到顶，必须提高效率，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阶级阶级基础的逐渐削弱，瑞典政府又对本国实行的失业保险计划进行改革：增加保险费，减少福利，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宣布了有关取消财富税和财产税的计划。埃克隆德说这种使瑞典变得不那么独特，变得更像欧洲主流国家的变革，不是通过人们走上街头的法国方式进行的革命，而是采取许多小的步骤，逐渐推动社会、改变社会的北欧方式的革命。

在社会党国际所属各党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它在20世纪两次连续执政的时间，加起来就超过半个世纪；其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和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中更是首屈一指。瑞典是一个人口只有800多万，面积不过45万平方公里的北欧国家，然而，在一段时期里，它在世界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