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牟言：民间信仰谱系与中华信仰版图的建构

在中国大陆，除了成立有全国性协会的五大建制性的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形态之外，约定俗成的民间信仰谱系所占据的“信仰版图”^[1]，显然是相当巨大的。随着近年来有关部门（如国家宗教事务局）把民间信仰纳入依法管理的范围，并政策宣示“保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2]，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运动的方兴未艾，曾经被西方文明或现代意识形态所解构的民间信仰版图，也获得了重构和扩张的历史机遇。但是，围绕着“民间信仰是否属于宗教”的争议与反思，一直未曾停止过。究竟是将民间信仰谱系纳入“宗教”视野还是“民俗文化”范畴，仍然是百家争鸣。目前，我们暂时用排除法或涵盖法，即将那些未被纳入各种建制性宗教（传统建制性宗教与新宗教）界定或管理之外的“传统信仰谱系”，列归为民间信仰的视域范围。也即说，当代意义上的民间信仰范畴，既是一个“层累地造成”或“损益”的信仰传统和民俗形态，也是一个掺杂着创生性及原生性的宗教之信仰元素（如神明体系、教义内容、仪式结构等）的“中华信仰谱系”，并非是一个静态的宗教类别。

从中国文明开化的进程来看，《唐律疏议·名例律》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中华”喻示着一套以礼仪与教化传统，特别是重视孝悌等亲情伦理的文明传承体系。由于中国具有的“多元一体”的多族群格局，所谓的中国民间信仰形态，无疑是“中华信仰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19世纪以后建构的“印度教”（印度信仰谱系），显然有着诸多的类同性，既有多元性，也有一体性。然而，近世中国在追求“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系列的“反宗教运动”和“打倒孔家店”运动，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华信仰谱系一直处于被打压、被批判的危机状态，其本土的信仰版图也不断地缩紧或消化，并没有真正出现过诸如印度教或神道教一样的宗派意识诉求。^[3]而关于中华信仰谱系属“封建迷信”或“低端信仰”的指责，一定程度上也是近代亚洲在“基督教化”处境下的文化霸权观念使然。当然，海外汉学界也经常使用“Chinese Religion”（中华教）的语词，来界定“中华（国）宗教”与“基督宗教”的区别。^[4]“中华性”成为“中华信仰谱系”同“基督信仰谱系”或“印度信仰谱系”的对应性的符号。在当代文化认同取向中，民间信仰谱系尽管可以划分为自然、祖先或鬼神、图腾、圣贤等崇拜类型，但其象征载体或信仰空间，依然隐性地承载着“中华性”的文明符号，从而成为海内外的华人认同或“中华性（华人性）”建构的信仰标志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近世以来，大量的民间神祇被收编为道教神明谱系，汉地民间庙宇的科仪活动大多有仪式专家——专业道士的身影，当然也有小部分是由佛教僧人或香火僧在主导（如部分妈祖庙）。特别是在道教文化系统所提供的“科仪模式”或“仪式谱系”之下，民间庙宇的信仰活动得以有序化的运行。在庙宇联谊组织的合纵连横中，更是经常被象征性地纳入了“道教信仰谱系”，成为“依附性道教庙宇”。由于庙宇的管理主体以社会精英为主，相应地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这些“依附性道教庙宇”甚至在经济实力及社会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那些以专业道士为管理主体的“主体性道教庙宇”。在这些“依附性道教庙宇”中，社会精英（庙管会或董监事会）与仪式专家（道士）在组织管理与仪式活动上互为主体，有机结合。而社会精英的选择导向也往往决定了庙宇的归属导向，是隶属于道教信仰谱系还是作为民间信仰谱系来独立的操持。因此，围绕着地方庙宇的道教或佛教属性定位与民间信仰属性定位，各方力量不免也卷入利益的纷争。然而，新兴的道门或救度教派亦多主张三教同源或三教合一，强调多神信仰，加上民间庙宇的庙格的依附性、不稳定性，又经常从“道教信仰谱系”中突围出走，演化为新宗教或救度教派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最好从过程性、动态性的学术视角，来审视中国民间信仰谱系的变迁取向，将之视为一个建构性的存在体，并对其信仰边界的开放性、模糊性、依附性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