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后，英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2009年底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的经济衰退。预期中的经济复苏在2010年并未如期而至，而欧债危机则凸显了欧洲国家经济社会模式存在的诸多缺陷和发展限度，长期积累的全球化时代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模式的困境日益突出，影响远远超出欧元区国家的金融治理领域，也对英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应对这一冲击，英国的内外政策都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相应调整，其经济社会模式、政党政治、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历经变化，面临转型的压力。

在《经济学家》杂志对2013年英国走向的预测中，英国副首相克莱格写道：过去几年英国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游戏规则已然完全改变；英国的经济模式、全球力量格局、气候、人口组成，乃至人们身边的风景都在变化之中。^[1]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存的情况下，2010～2013年初的英国呈现出的新特点包括：经济衰退迁延不愈；战后首次出现的联合政府执政给英国政治版图带来新变化；紧缩政策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日益显现；国际力量格局演变下英国出现了关于自身新的国际地位定位的辩论。

一 危机下的英国经济走势与联合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调整

2010年，联合政府开始执政时英国正处于2008年危机后的复苏期，欧债危机的蔓延迫使卡梅伦政府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在削减预算赤字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宏观经济形势较为稳定，2012年通货膨胀降至2%以下；就业成为疲软的英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高于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然而，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方面，联合政府的政策成效有限，2011年底英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年度统计数字，2008年英国GDP总值约为27874亿美元，^[2]2012年降至约24338亿美元。^[3]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底，英国GDP收缩3.4%左右，经济表现低于除意大利外的其他七国集团国家，英格兰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未能阻止英国出口下滑的趋势。^[4]

（一）肇始于银行业的金融危机对英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

2008年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金融业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并迅速向其他产业传导。这一危机标志着始于撒切尔革命并为新工党所接受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蜜月期的终结。^[5]从1995年起英国经济开始了长达13年的稳定增长的黄金时期，其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3%左右，整体表现好于德、法等其他欧盟大国。许多英国决策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英国已找到了救治“英国病”的良方。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周期、产业结构与美国趋同的趋势更为明显，与国际经济的依存度进一步加深。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和房地产成为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而实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持续衰落，抵御危机的能力较弱。2007年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及相关服务业的产值占英国GDP总额11%左右；外国银行数量几乎是纽约的2倍。危机爆发伊始，伦敦金融城就成为继华尔街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中心。英国金融业从业人员领取高额薪酬，长期大量从事高风险金融业务。而房地产泡沫则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该产业经历18年的增长，产值增长近4倍。危机出现后，到2009年春英国房地产业产值下降20%左右，风险敞口加大，加剧了金融业的危机。为应对危机，布朗政府动用国家财政救助银行、收购私有银行债务，使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急剧上升。工党政府的表现引起民众强烈不满，成为该党在2010年大选中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执政后，与上届工党政府同样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如何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确保英国金融业的竞争优势不会遭到削弱。2012年1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金融服务业法》，规定由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专门委员会统筹、履行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职责。英国政府于2011年12月接受了由独立委员会起草的《维克斯报告》。该报告建议在大银行混业经营的模式下，对商业银行进行“圈护”（ring fence），同时对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提出了刚性要求。英国政府已表态于2013年将该报告的大部分内容纳入新《金融服务业法》的立法工作。但该报告也因在完成、实施整改时间等方面规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