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困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在2010年度，警察担任医院副院长现象卷土重来，暴露出中国医疗纠纷问题的严重性和医疗纠纷处理制度的有效性不足。而《侵权责任法》、《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等法律文件的实施则对于医疗纠纷处理法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体系建设仍待加强。

一 “警察副院长”现象之于医疗纠纷的问题折射

2010年7月2日，辽宁省沈阳市27名公安机关领导被聘任为27家三级医院主管安保工作的副院长，其任务是“指导医院开展治安防范工作，打击‘医闹’”^[1]。无独有偶，早在2007年，福建省武夷山市公安局的14位民警也曾被14家医院聘请为主管综合治理的副院长。“警察副院长”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缘于公共权力在长期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发生公共属性退化和异化，即“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缺乏有效监管和制度约束的公共权力本身存在被个别利益“俘获”的倾向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医患关系不断紧张，医疗纠纷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医院在事实上难以防范医疗纠纷对医疗秩序的严重冲击，这是“警察副院长”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纠纷逐渐增多，并逐步演变为一种“社会疾病”。全国各地的医疗纠纷数量逐年增长，一些地区医疗纠纷年增长率甚至达到50%^[2]。纠纷激化的强度也越来越大。而且，医疗纠纷愈演愈烈，由原来简单的医患双方的民事纠纷发展到有媒体等社会组织多方介入的社会问题，甚至催生出专门替患者提供“闹医”服务的商业组织。医疗纠纷行为逐渐偏离医患双方理性争议的轨道，纠纷中围堵医院、辱骂殴打医务人员等暴力违法行为时有发生。2010年3月20日，深圳坪山新区坪山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医患纠纷，100余名自称是死者家属、老乡的人员到医院非和平交涉，导致医院无法正常运营^[3]。2009年6月被医疗界称为“黑色六月”，在这一个月当中，武汉、南平等地共发生六起重大“闹医”事件，医院遭到打砸，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当医疗纠纷升级为“闹医”时，多数公安机关持放任态度，虽然公安机关涉嫌行政不作为，但是医疗机构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绝少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警察副院长”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暴露出公安机关在处理医疗纠纷问题上怠于行使职权、不当行使职权甚至违法滥用职权的事实^[4]；另一方面，更暴露出目前医疗纠纷对医疗机构合法经营权利、医疗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损害，医疗机构迫切需要借助行政强制权力的行使来制止“闹医”行为，借以获得权利救济，并促使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

患者选择“闹”的方式维权，尽管不排除恶意索赔、追求非法利益的可能，但是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合法维权成本过于高昂以及非法索赔得不到惩处。因此，有效化解医疗纠纷，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法治建设：首先是完善权力监督制度以促使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严格行政问责制度以追究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杜绝以违法手段维权的行为。其次是完善现有的医疗纠纷处理制度，给患者提供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与平台，在医院与患者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利益平衡和裁判机制来有效化解医疗纠纷。最后是完善医疗卫生立法，一方面，将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具体化，明确在发生医疗损害时侵权责任的归责办法，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卫生立法从制度上杜绝以药养医、以检养医、收受红包、见死不救等有损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和法定职责的行为，促进医患沟通、理解和互信，最大程度消除可能产生医疗纠纷的制度漏洞。

二 医疗侵权立法对于医疗纠纷处理的影响

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医疗侵权责任标准及其认定。该法的颁布，有望解决两个困扰多年的卫生法治难题，即医疗纠纷处理二元化的问题以及广受质疑的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

医疗纠纷处理二元化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二元化，二是损害鉴定制度二元化。医疗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