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建党时的57名发展到448.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从几十个发展到19.5万个。改革开放之前，党员总数增加到3698.1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增加到211.6万个。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建立了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党员队伍，形成了分布广泛、完善严密、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389.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8.7万个，总支部24.2万个，支部346.3万个。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政党。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就提出了“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1]这样一个历史命题。为了破解“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难题，中国共产党努力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一节 制度建设维系组织之根本

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各项制度，是执政党建设的治本之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就开始了制度建设的探索，奠定了党内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治党方式逐渐从“运动整风”过渡到“制度”治党，注重从制度上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一 不断完善以党章为根本的制度体系

党章是世界各国政党治理的重要依据。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的党章是对党的章程的规定，这就决定了党章对于政党的价值直接指向对政党行为的规范。重视从程序上规范政党行为、从制度上加强政党的组织建设，使政党形成了系统成熟的组织管理原则、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党章对于政党治理的效力，主要取决于党章在党内的权威、党章的科学性、党章固化后的制度的成熟程度。而党章权威的确立来自于全体党员对于党章内容和党章的实际效力的认同。党章的规范性和约束能力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的制度规定的实施来实现。党章的效力需要在政党治理过程和效果中得到检验^[2]。

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初创时期所形成的历史成果无不深深打上苏共的烙印，而这一时期制度创制的重点，放在了一些根本性的实体性制度上。1921年中共一大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起点。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章程；二大《宣言》还第一次区分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进行了重要修正。修正后的章程分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共六章三十条。1925年四大党章首次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总书记。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提出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省委、市委或县委、区委）和基层组织三个层次，规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等。这一阶段党内制度创制的最大成果是确立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初步形成了党内选举制度、定期会议制度、工作报告制度、支部工作制度、监察制度、党员管理制度、交纳党费制度等。这些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以区别于其他一切旧政党的崭新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逐步完善了包括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程序性制度在内的一套党内制度体系。第一次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更加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开展了一系列党的制度建设工作，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党部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第二次是1942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同时又规定了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三次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