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年06月 |
构建“H”型人才发展结构是我国人才发展的战略选择,针对当前我国“h”型人才发展结构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建立“H”型人才发展结构离不开公共财政政策的扶持。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建立“H”型人才发展结构财税政策支持的现状、问题基础上,提出建立适应“H”型人才发展结构的分层次财政投入体制;调整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体现优先扶持职业教育的财政政策导向;完善相关财税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等政策建议。
Establishing the type“H”of person talent machinery is our strategic choice of person talent training.The paper think the establishing type of “H” has to depend the supporting of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h”-type personal talent machinery. On the base,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supporting,and then advance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multilayer finance funds system,and adjust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on education to embody the fiscal policies intention of preferential develop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perfect relational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o encourage more social resources fling into high grade vocational education.
一 人才发展结构从“h”型向“H”型转化的内涵分析
(一)“h”型人才发展结构的内涵分析
1.何谓“h”型的人才发展结构
中国“h”型的人才发展结构包括“h”型的人才培养体系和“h”型的人才使用体系两方面的内容。
(1)“h”型的人才培养体系。所谓“h”型的人才培养体系是指居民在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初等教育)之后,便进入了第一次关乎人生命运的教育分流,一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进入研究型的普通教育系列,循着普通高中—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路径,为将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作准备;二是进入应用型的职业教育系列,一般循着职业高中(中专)—职业高等教育(大专生—本科生)的路径,直接为在某一职业的就业作准备。由于目前职业高等教育最高只达到了本科教育层次,而普通教育系列已经达到了博士研究生教育层次,因此,整个中国人才培养体系好像是英文字母“h”(见图1)。普通教育的腿长,职业教育的腿短,而且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缺乏沟通,两种教育系列的学生毕业以后,就好似打上了不同社会身份——“工人”和“干部或知识分子”的烙印,即使通过努力也很难有“身份转换”的机会。因为对“工人”不仅存在社会主流意识的歧视,而且在这类人才的使用和待遇上也与“干部或知识分子”存在着巨大差别。中国“h”型人才培养体系的不足,就如英文字母“h”与“H”的差异那样明显,而这一缺失又在中国教育“高考的功利导向”下(即以普通高等学校的高考来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被凸显出来。
图1 “h”型人才培养体系
(2)“h”型的人才使用体系。我国人才使用反映在人事制度上,也同样呈现“h”型的发展特征。我们以工程师为例(此外,还有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等)分析一下该政策体系的发展路径。
一条发展路径主要适用于学术型人才:本科生及研究生—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科学院院士(学术型)或工程院院士(工程型)。另一条发展路径则适用于工程型、技术型人才:本科生及研究生—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见图2)。
图2 “h”型人才使用体系
比较而言,研究型人才由于比技术型人才晋升的阶梯更多,使得两条开始并行的发展路径到副高级产生分化。走应用型人才发展道路的人才,只能停留在副高级水平上,而研究型人才却可以一直到院士。因此,工程、技术类的应用型人才要想再继续发展,不得不转系列,由高级工程师转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然后再继续发展。这些人为了晋升,会放弃在应用层面的努力,而转为写论文、写专著,为评职称而忙碌。工程型人才中极少部分优秀人才会转为学术型人才继续向上发展,而绝大多数技术类的应用型人才则止步于高级工程师(副高级),因此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人才评价制度。
2.“h”型人才发展结构的负面效应
(1)“h”型人才发展结构缺乏自主调整机制。现有应用型教育与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应用型教育的经济支撑能力发挥不够,也未能充分激发其活力,这主要是因为“h”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本身缺乏自主调整的机制。就应用型教育办学体制而言,因其与市场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应用型教育不宜为计划型政府办学,而应是与经济、与市场紧密结合的实体。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必须引导应用型教育逐步完善,并形成与产业协调、互动发展的机制。例如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引导应用型教育逐步扩大运作规模,提高这类学校管理的标准化水平和专业化程度;通过创新应用型教育组织建设,优化各类资源配置,提高运行效率;通过有效的环境建设,充分、及时把握信息和对策,增强应用型教育核心竞争力,促进学校教育规模效益的实现和增强应用型教育的经济功能。
(2)造成高校追求大而全的“果篮式”办学模式。为了获得更多下拨资源,我国高校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着力提升办学层次,并由此出现了四种倾向:追求所谓一流、追求综合化、盲目扩大办学规模、追求所谓的研究型大学。这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目的。高校对这些目的的追求已经异化为追求一种大而全的“果篮式”办学模式,造成资源浪费,同时造成办学特色缺乏,同质化现象严重。
(3)高校内部教学资源配置矛盾突出。随着近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