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等学校行政化的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其发展态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相反却愈演愈烈。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又涌现出了一批副部级高校。而且，这一数目还在不断增多。目前，全国的副部级高校已经从2000年前的14所，增加到了31所^[1]。更值得警惕的是，高校行政化的趋势不仅表现在行政级别的竞相攀升方面，而且深入到学术领域。

根据有关媒体报道，在2009年9月教育部评出的全国100名高等学校优秀教师中，来自第一线的仅占一成；而多达九成的“优秀教师”均为各级官员^[2]。一时间，有关高等学校行政化的议论沸沸扬扬，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前中国科技大学、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就倡议高校去行政化，武汉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也赞同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因为他们对高校行政化深感切肤之痛。众所周知，高等学校本来是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也因此被称为“象牙之塔”，但如今这一“塔”却有些不堪重负、摇摇欲坠，其突出表现就是高等学校不仅在行政级别上已经完全行政化了，而且学术研究也呈现出行政化趋势。学术行政化在当今究竟如何表现、后果怎样、又应该如何应对，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在立足宏观社会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对H大学的个案调查^[3]，对我国高校学术行政化的现象进行初步的剖析与探讨。

一 高校学术行政化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学校行政化的趋势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4]。九三学社部分高教界社员反映：我国高校泛行政化现象愈演愈烈。在高等学校内部，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师考核，抑或是职称评聘、学位评定，均由行政权力主导。由此得出结论：高校已经从教书育人的场所，逐渐演变成为准政府机构，其官本位色彩比起政府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5]。确实，当前我国高校行政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学者对其理解并不一致。高校学术行政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任期考核行政化

指对教师的考核不是由学术委员会或者教授委员会来考核，而是由高等学校的行政部门考核。按理说，任期考核是高等学校走向所谓管理规范化与科学化的标志，也是高等学校与世界接轨的重要内容。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学校普遍推行了这一制度，并以此作为教师职称晋升、职务聘任的依据。

从1991年开始，H大学对教师实施任期考核制度，要求每个教师在任期内完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2005年后，学校对教师采用了新的任期考核制度，由原来一年考核教师一次改为三年考核教师一次。按照调整后的制度，一个教授在任期内应完成如下目标：在教学方面必须完成40课时的教学任务；在科研方面要求主持一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经费达到2万元以上，并且在本专业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或二级刊物、或SCI外围、E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是在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出版专著一部。

对副教授，学校要求三年完成240课时教学任务，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一项，经费达到1万元以上，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二级学科主要学报期刊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对于讲师，学校要求三年完成360课时教学任务，在科研方面没有硬性要求；对于助教，只要完成院系交给的任务即可。

2008年8月，教师三年聘期届满，H大学对其进行了考核。根据校方公布的考核结果：在所有参加考核的1256名教师中，99%的教师合格，不合格的教授有5人，副教授有5人，讲师与助教全部合格。按照这一结果，似乎绝大部分教师都能满足聘期要求。但实际上，大约20%的教师难以完成科研任务。这是因为任期考核标准完全来自行政职能部门的主观臆断，后者从根本上忽视了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丝毫没有顾及教师之间的个体差异。因而，这一考核标准不仅缺乏规范性，更谈不上科学性。

（二）职称评审行政化

具体表现在人事处缺乏对教师的科学评价标准，主要根据自己的好恶，制定教师的评聘标准。职称评审权限归属人事处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校教师在职称评聘标准制定过程中，被置之度外，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完全处于盲从状态。在H大学，副教授如果要晋升正教授，必须符合一系列条件，主要是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