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地震的重大灾难激发了中国公民、企业和民间组织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各种民间力量在紧急救援、心理安抚、灾后重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2008年因此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中国志愿者行动元年”。

2008年对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来说，同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2008年中国红基会接受捐赠款物15.4亿元，其中抗震救灾项目接受捐赠13.92亿元，一跃成为中国基金会年度筹款额度最高的基金会，红基会开展的“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被评为“2008年社会组织十件大事”。

一 缘起：公开招标的背景介绍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源源不断的捐赠款物在短时间内大量集聚灾区和各公益组织，来自各地的志愿者、民间组织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展示了中国民间公益的巨大力量。根据国务院新闻办2009年5月11日发表的《中国的减灾行动》白皮书，“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中国接收境内外各类救灾捐赠款物近760亿元，深入灾区的NGO达200家以上，国内外志愿者队伍达300万人以上。

（一）现实尴尬

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些来自社会、来自民间的众多公益组织和庞大资源却遭遇到了以下三种尴尬的境地：其一，公募机构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社会各界捐赠的救灾巨额款物，一度出现了捐款的“堰塞湖”现象，合理配置这些资源成为摆在公募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甚至超过了这些机构当前的能力范围。其二，草根民间组织在救灾方面具有及时灵活、细致专业的优势，然而却面临资金匮乏、步履维艰的问题，限制了救灾工作的开展和专业能力的发挥。其三，志愿者在救灾初期阶段的参与热情高涨，然而却存在管理混乱无序、没有足够的民间组织接纳的问题，以致后来出现了志愿者迅速“退潮”的局面。

（二）认识深化

随着中国应对自然灾害救助的经验不断累积，应急管理的工作机制日趋完善，人们对于救灾工作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灾后重建除了有形的硬件设施恢复重建，还有大量非显性的文化、心理、公共空间与社区重建，而草根民间组织往往在后者这一层面具有优势，它们能够深入到基层社区和普通民众中去，为地震灾民提供各种及时有效的专业服务，对政府大规模的紧急救助和灾后重建能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成为政府资源的重要补充，表现在：（1）在紧急救援阶段，NGO利用自己贴近基层和民众、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工作策略机动灵活、具有各自专业优势等特点，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第一线，主要进行救死扶伤、照料伤员、献血募捐、安抚灾民、清理废墟、搬运物资等工作。（2）在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NGO一般以项目形式参与救灾工作，以社区层面为主要工作范围，以社会重构性事务为主要工作内容，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与政府的资源互动、志愿者的参与以及本土化的形成，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包括住房重建、医疗卫生、生产自救、环境保护、心理援助、发展教育、文化保护等，并以资金支持、信息平台、咨询服务等形式提供各种资源支持。

可以说，NGO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具有积极、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NGO主要从事软件方面的救灾工作，因其对象的特殊性和服务的专业性，其实施的细微复杂和工作难度，丝毫不亚于一所学校或一所医院的重建，而其现实和长远的意义更是难以估量。国内外经验也表明，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草根NGO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日本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国台湾地区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在政府的危机应对程序启动之前，大批当地的NGO和志愿者已经自发到达现场，展开快速救援活动，并组织灾民开展自救和互救活动，有效地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和损失，在地震发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NGO持续地在当地提供各种专业服务、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展现了NGO的独特理念和积极作用，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政府的重视，并逐渐改变了NGO领域相关的政策法规，而参与救灾也成为当地NGO成长的重要里程碑，因此，1995年在日本救灾史上被称为“志愿者元年”，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台湾开始被称为“志工岛”。

由于NGO救灾工作的专业性较强，持续时间较长，提供的是看不见的服务而非具体的产品或设施，工作成效往往历久弥彰而非立竿见影，因此其地位和作用容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