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管理学者P. Drucker在《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书中提到：将来，社会有两种需求一定会不断增长，一是传统上被视为“慈善救助”的活动，如救助穷人、弱势者、无助者、受害者等；另一种则是“小区改善”与“人的提升”的服务活动，而这种需求或许会增长得更快（傅振焜译，1994；江明修、王俊元，2002），前者因范围较狭窄而往往被视为传统的慈善工作，后者是较全面的社会正向改造，因而可以统称社会公益。

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急剧变迁，由原本以初级产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变迁到以制造、贸易为动力的工商社会，经济结构大幅度的改变，加上乡村人口往都市集中速度高于都市建设的脚步，居住质量及空间日趋恶化、人与人之间渐趋冷漠，加上早期政府的小区政策不足，着重在硬件建设而忽略“民众生活内涵及参与意识”等种种外在因素下，使地区文化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渐没落，居民缺乏共同体意识及小区认同。因此，文化建设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小区总体营造政策”，旨在调动小区中的既有资源，通过居民的自觉与小区民众的自主参与，鼓吹小区自助与互助的精神，运用小区本身的资源去提高生活素质，借以培养居民对小区的归属感，减低小区疏离感，通过参与加强小区的自立能力（self- reliance ability）及小区整合（community integration），使生活质量得以提升，文化产业经济再行复苏，进而促使小区活力再现。而政府以小区自主及由下而上的基本原则，先由外部政策带领刺激，引发居民对于自我权利与地方事务的关心，再渐进式地由民众来主导小区营造的进行，使一个地方和小区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然而，由于政府资源和人力有限，无法满足地方上所有小区的需求，且部分由政府支持经费进行的小区工作，在活动结束后，常因小区缺乏自主性的组织或自筹经费困难等因素，而无法持续进行，因而转向企业寻求奥援，期望企业推动小区参与，扮演小区发展持续推动的重要角色，有为数众多的中小型在地企业成立基金会响应政府号召，以参与支持小区营造工作。

在台湾地区，就财团法人基金会而言，20世纪70年代开始统计时约有三十几家基金会，经历过1987年放宽政策后，基金会开始蓬勃发展，到了1999年底有1700家成立，基金会数量成倍增长，而在2001年的一项大规模普查中发现已累积到3600家（江明修、冯燕、官友垣、邱瑜瑾、高永兴，2002），充分展现台湾民间社会的活力，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此外，财团法人的蓬勃发展，除数量上明显增加外，属性上所呈现的特色之一，便是由企业或企业主捐资设立的基金会，强力投入社会公益的领域，以非营利方式长期推动教育、文化、福利、环保等各类活动，在台湾成为较常发生之企业回馈社会或称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态；根据相关研究调查指出（郭玉祯，1999；魏婉婷，1996），几乎所有大财团都成立了基金会，而排名前500强的企业，80%以上都设立了基金会。

企业利用基金会的形式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是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因其身处于大环境下的现代社会，取用无形及有形的社会资源，故除了经济利润的追求外，尚应包含着对社会的回馈付出。目前越来越受重视的企业社会责任，即是指企业不能只为股东利益着想，也要为员工、小区、国家、甚至全球的利益着想；企业在营运成功获得利润后，亦即尽到其创造价值的经济责任和纳税的法律责任后，应自我要求进一步尽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站出来扮演推动社会改变的角色，提供资源及志愿性服务、知识和人力来改善社会。Yankey（1996）亦指出在现今社会环境中，企业界一方面担心若不投资金钱与时间来解决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最终企业必然身受其害；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意识抬头，消费者除了希望购买到高质量低价格的服务与产品外，同时也期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能保护环境及回馈社会，故越来越多的企业体会到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才能确保企业的永续经营。

此外，国际上亦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公益实践，跨国企业若要得到全球投资人认同，善尽社会责任即为企业经营的必要元素。哈佛大学教授M. Porter甚至将社会公益纳入企业总体竞争力的一环，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年度财报中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愿景及达成状况（何琦瑜、陈名君，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