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甲午科（1894）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大盛，他积极参与湖南维新运动，筹设时务学堂、南学会，并主持《湘报》，但因戊戌政变猝发而遭斥革。及至清末新政兴起，由于湘抚赵尓巽的赏识并为其奏准开复原官，熊希龄遂重新驰骋于南北政坛，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在清廷大吏与海内外立宪派之间居中捭阖周旋，继而为湖南、江苏、东三省等督抚争相延揽，或兴实业、倡垦殖，或理财政、办盐运。他以其才识优长、处事干练，为朝野所推重，为时人所折服，因而时任安徽学政沈增植与梁启超谈论当世人物，“推秉三并时无两”。^[1]而熊希龄一生最负盛名的还是民国初年（1913～1914）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其所组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亦闻名遐迩，然他却又因此迭遭物议，一直成为盛名之累。此后，他弃政行善，以办理慈善事业为职志，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并主持世界红卍字会，致力于全国各地的赈灾恤贫、扶弱助困等慈善活动，成为民国时期驰名中外的大慈善家。

一 结缘慈善：熊希龄的慈善人生及其慈善动机

熊希龄的一生，正处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日趋深重的时代。他早年投身维新变法运动，却身陷羁縻；辛亥后，他怀经纶济世之才重登政坛，却始终遭到袁世凯的钳制，难以有作为；同时他对袁又抱有幻想，以致被其所利用、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世人诟病。以此观之，熊希龄的政治人生是悲凄的。然而，自从1916年脱离官场后，他开始投身慈善事业，一面在全国各地救灾办赈，一面创办香山慈幼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苦儿童，并为此竭尽了后半生的心力，熊希龄的慈善人生又是辉煌的。可以说，二十余年的赈灾与恤孤，熊希龄与慈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民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熊希龄由政治人生转向慈善人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熊希龄数十年的慈善情缘，历尽坎坷曲折，他的慈善动机并不纯粹单一，其间还复杂多变。为揭示出熊希龄慈善动机的演变，我们先将熊希龄的慈善人生略作分期。

第一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时期，这是熊希龄慈善活动的初始阶段。1897年，熊希龄联合湘绅呈文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将各盐行余厘拨给湖南时务学堂及各善堂以作经费。1909～1910年，湖南连年水灾，他又先后致电江苏、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及提学使，为灾黎饥民筹募赈款。此时正值清末新政及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熊希龄还在《东三省移民实边意见书》提出由慈善团资助移来东北的各省孤儿院、感化院儿童及其他移民，并积极为湖南沅州府孤儿院、长沙明德学校筹集善款。以上善举，只是熊希龄早年政治活动中的“附产品”。他的这些慈善活动，其动机既出于桑梓情怀，也源于对灾民的同情心，而秉承母训或说受母亲行善传统的影响无疑是最直接的。熊希龄出生于三代从军之家，然母亲吴氏却是一位慈祥、笃善的传统女性，“虽治家尚俭，日奉啬约，至事关公益，则又不惜慨捐巨资”。^[2]1903年，熊父亡故后，吴氏即将沅州府城内所遗房屋园亭及一切书器，约计银二千余两，全捐给公立小学堂。至于恤贫拯荒、育婴施医诸义举，她也踊跃赞襄，受到数十百里乡邻广为称颂。不难看出，家庭及母训中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因素，是此时熊希龄最主要的慈善动机。正是这种源于传统儒家的善念催化了他的恻隐之心、仁爱之举。

第二阶段是护国战争至顺直水灾。1916年护国军兴，湘黔构兵，熊希龄任湘西宣慰使，赈恤桑梓灾黎。如果说此前熊希龄参与慈善只是偶尔为之，其动机也源于桑梓情谊或母训影响，那么，自此至1917年顺直水灾赈济期间，他的慈善动机则复杂多了。由于官场失意，熊希龄已对政治产生厌倦，决意隐居津门颐养，不闻世事。然而，他目睹洪涛下难民悲号呼救的惨状，他又顿生恻隐之心，力请政府赈灾，而官方则非要他出来主赈不可。这样，他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接受这次救灾重任。对于此次赈灾动机，熊希龄在筹赈之初就向挚友赵凤昌吐露了衷肠：“此次目睹灾区惨状，心良不忍，且念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勉竭驽钝，以当此艰难，亦冀稍赎政治之罪戾而已。”^[3]在这里，熊希龄除了对灾黎的怜悯之外，还抱有“赎罪”忏悔的心理，借以洗刷政治污名。当然，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