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2010年8月4日宣布，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承诺，将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巴菲特说，接下来6个月，他和盖茨将与中国、印度的富人见面谈慈善。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与中国富人谈慈善，相信能给中国富人做好慈善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富人像美国富人那样捐财产的条件还不成熟，社会舆论也不宜借此制造压力，以捐款多少来评论富人为富“有仁”抑或“不仁”。理由有四：

第一，当下中国富人首要的社会责任不在捐款多少。

富人多为成功企业家。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讲，排列顺序应该是：是否给消费者提供了合格的产品；是否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权益；是否给投资人创造了利润；是否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是否依法纳税。企业做到了这几条，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企业。上述5项属于企业必须履行的强制性社会责任，慈善捐款则属于自我担当的社会责任，完全出自包括富人在内的一切公民的自愿，而非强制性。现实的情况是，中国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还没有履行好，外部评判却出现了本末倒置，把本该属于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挣来的不义之财捐款，那不是慈善，叫伪善！

第二，在现行慈善体制下，富人捐财产捐给谁，怎么捐，如何用？也说不清，道不白。

一些企业给政府捐款，出手阔绰，有钱权交易之嫌。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并应捐款人的要求时，政府才有权接收捐款。在非灾“和平”时期给政府捐款，背后可能是一种高级的钱权交易，或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谋求人大、政协的头衔，还可荣登“慈善家”排行榜。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破坏了慈善的规则。政府拿到的这笔钱，比预算外还要预算外，花起来不受监督，有可能助长腐败。这种“献金捐款”三恶并举，亵渎了慈善的纯洁性，必须严厉禁止！今后，任何机构做“慈善排行榜”，都应该同时公布榜单人物和机构的捐款发票，起码要公布受捐机构名单，把钱权交易式捐款从慈善捐款清单中打扫出去。

捐款应该完全出于自愿，但“被捐款”、“被慈善”在中国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向企业、富人强行摊派捐款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二税源。今年春节，陕西府谷县党政领导宴请全县企业家做“城下之盟”，一个晚上收捐13亿，打入县财政。面对这种行政违法的“苛捐杂税”，企业只能忍气吞声。中华慈善总会创会会长、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对一些地方政府刮“慈善风暴”的做法非常反感，怒斥“这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

糊涂捐款，跟风捐款，放弃捐款人应有的权利，在富人捐款中屡见不鲜。中国富人做生意都很精明，不知为何捐款时却糊涂居多，牌子一举，捐完了还不知道钱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汶川地震，全国捐款760亿元，了解捐款使用结果的捐款人只占4.7%。捐款人不尊重自己的权利，不对捐款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督，也助长了一些慈善机构的不透明。

慈善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文明。上述这些不理性，反映了中国慈善还处于初级阶段，既缺少文化准备，更缺乏制度文明。虽然政府公益与民间慈善大方向一致，但有些界限是不能逾越的。政府公益用的是财政税收的钱，民间慈善用的是民间慈善捐款；政府可以用财政资金购买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但不应该把民间慈善捐款拿到政府的口袋里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政府要支持民间慈善的发展，并担负监管的责任，但不能越权越位，自己操盘。

最近大家关注的13家公募基金会玉树地震捐款被政府责令“汇缴”给青海省人民政府，凸显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体制问题。对于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汇缴”捐款，民政部救灾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直言：“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角色，就是出纳”（据《新世纪》杂志）。这是发生在慈善领域的“国进民退”，触及到捐款人和捐款受托机构的权力底线。2010年8月5日《南方都市报》就此发表社论说：“慈善行业在公众眼中一旦异化为政府的吸金渠道，慈善消亡之期还会远吗？”

在《慈善法》迟迟难以出台、已有法律法规还有法不依乃至于慈善到底姓“官”还是姓“民”的基本问题都还不清楚的背景下，急忙号召中国富人也学习美国富人捐出